文/王林

　　当代艺术有一种泛政治化倾向，诸多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被纳入其中，如女权代沟、种族、环保等等，各所谓人各有种大型展览关注着这些重大主题材，艺术家则以参加这样的展览为荣，然而世界之大并非每一个人都得投怀送抱，成为批评家的投枪或匕首。此所谓人各有志，感艺术家对周遭生活的真实感受的忠实纪录，同样能熔炼出个性化的创作成就。杨培江就是这样一位“边缘”画家。

　　他把自己的创作限制在水彩画领域，不管这个领域在今天景气不景气，限制在对乡村生活的描绘之中，不管乡土题材是否已非热门话题，不涉主义，不考虑潮流，只是执着地充满热情地在技法演练过程中寻找可能性，创造出个人语汇，就此而言，杨培江是成功的。

　　他的水彩画有人物、风景两类，试分而论之：

　　人物画喜欢用单纯的色调，或者明快而活泼，舒展的人物在点状色的衬托下享受闲适与轻松或者饱满而浓重，慵怠的人体在重色涂抹和线条勾勒的对比中显得孤寂和落寞。杨培江笔下的女性形象，不太注重面部表情的意图性，也不去强调身体结构的整体感，往往走不究整构图和表现性抒写中，传达出画家对于异性的与众不同的关注，内在情感倾向甚至潜意识冲动，呈现在对于唇乳腰腿的夸张而又克制的描画里，潜伏在悸动激越的线条之中，画面弥漫着一种令人迷醉的特别的抒情性——强烈和温柔、激动与自控，画家沉入其中，观众也沉人其中。

　　这种知觉迷幻的确是一种解脱，让心灵从沉重的肉身和沉闷的生活中上升，把诱惑置于艺术化的幻想之中，但精神被引动之后，并没有得到归宿，于是，人的孤独、寂寞、痛楚，还有油然而生的怜惜，进一步成为我们观看的理由。因此，艺术家很难以自然而然为由来拒绝更为深刻的东西。正如毛泽东所言，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并不能理解它，艺术需要深刻的感觉。正是在这一点上，杨培江的人体作品还有可挖掘之处，他说过的一句十分中肯的话：“一种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局部的、瞬间情绪的不连贯”，使对象在感觉中真正达到局部化、瞬间化。

　　杨培江的风景画，倒是给人以明确的印象，仿佛这只是某一画面的局部，我喜欢他这种任意取材的轻松感。学院画家炫耀的构图法则，拘于完整与和谐，往往人为性太重，强加于自然，让人感觉厌倦，正是任意而饱满的画面使杨培江的风景充满生气，鲜活而灵动。他善于运用冷暖色对比，大面积的黄色或蓝色使画面强烈、鲜明、浓郁。不论是山峦下的乡镇，树丛里的家舍，还是在阳光中嬉戏打闹的小孩儿，杨培江的风景画都给人一种浓缩之感。线条、笔触、色块并置一处，显得十分紧凑。他的画面喜欢大片涂抹，常常是以块状，点状的色彩互相配合，造成丰富而又有序的空间层次，不时出现的留白，既是画面通透的需要，又常常表现了阳光照耀的景象。对于光线的表达，杨培江有过人之处。他并不特别注重阴阳向背的渐变，而是以蓝色的倾斜的长笔触直接扫过白色墙面和树丛空隙，使光感富有生机，充满活力，和明亮的黄色相互呼应，明快而又响亮，仿佛房舍、人物、树木都沐浴在斑烂阳光之中，给人的印象十分鲜明，一望便知是来自南方亚热带地区的艺术作品。这种地域性不仅仅是由于山川景物的自然特征，更是由于画家对日照、气候、植物生长、人物、活动的长期经验和特殊感受。它们深入到画家内心的创作欲望，变成饱满、活跃、生活而又丰茂的画面。这里重要的不是风格化的个性语言，而是在这种语中所蕴含的区域性的生存经验，以及生活在繁忙与喧嚣中的当代人对自然的思念，一种浪漫的诗意的情怀。

　　也许，当代艺术过度的文化针对性正在破坏浪漫与天真，所以我们看杨培江的作品感觉温馨，问题不在于是否要重返诗意，而在于诗意并不是只在山川草木、竹楼村舍，它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就在生存的困惑里。所谓诗意，不是回避，而是面对烦恼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