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通常画家用笔、理论家用文字来表达各自的美术思想，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和实践结合常常会发生错位。但在当代中国画界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就是我们的部分美术评论家也从事绘画创作，画家也同时进行美术理论研究，您属于理论和实践兼善者，能否谈谈理论家搞创作的体会？

　　罗宁：其实在我国古代和近代就有这样的传统，即一个人兼画家和理论研究双重身份，专门从事绘画理论研究的人很少，象赵孟頫、董其昌、石涛包括后来的傅抱石等等，都是大画家和理论家。书法家也是如此，少有仅研究理论而不善书法的人。有了理论作指导，实践就相对避免茫目，作为画家，研究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清醒地认识自己所处的位置和创作的目标，更好地了解和把握自我，使其绘画创作既符合自己的心性，又与时代合拍。比如我画人物，我必须知道中国人物画的发展历史和当代遇到的问题，围绕这些问题去思考和探索实践，才可能有所发现和发展，才可能使作品呈现个性特色。

　　记者：在当下的美术界，美术评论是极其“繁荣”的，单从数量来讲，美术评论多得可谓不胜读，它吸引了大量的写手，以至于超过了读者数量。“红包”评论、“哥们”评论、“高帽”评论泛滥，多为标榜夸饰、廉价吹捧，少有中肯批评和思想交锋，很多艺术评论文章已和广告词等同，美术评论已处于一种普遍的危急中。形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什么？

　　罗宁：不能将时下对绘画的品评文字都说成美术评论，更不是批评。我认为评论家有两种，一种像医生专找问题与毛病，但对病人有益；一种像美容师，把你打扮得适时漂亮去面世，两种评论家都有其价值。在绘画作品进入流通领域时，它就有了某种商品的属性，普通生活用品能作广告，有的吹得天花乱坠，我看绘画作品作为商品时也可以像广告一样宣传，但这不是严肃意义上的学术批评。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媒体宣传画家很多时候要收费用，几乎没有画家愿意化代价认购版面去发表反对自己作品的批评文章，所以我们看到的吹捧文章较多。当然，美术创作的发展与进步无疑需要严肃的艺术批评。有良知、有责任的批评家还是有，相比之下，只是人数太少。大众的欣赏和需要层次是多样性的，对于美术作品，既需要专业的学术研究和专家在专业领域的定位，也需要通俗的欣赏与品评文章去引人注意。

　　如果说美术评论处于危机，我认为这是暂时的，这是艺术品进入市场时必然经过的一个阶段，随着大众审美水平的提高，我相信真正负责任的批评家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重。

　　记者：有一个事实却不容忽视：从经济角度看文艺评论，是一个绝对亏本的买卖。书画家一幅作品动辄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评论家写万把字的文章，也就一千多元的稿酬，无论你是“急就章”还是“十年磨一剑”，都是这个价，据记者了解，现在的稿费标准，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没有多大增加，这也就造成了书画评论家不愿在“毫无效益”的情况下辛劳躬耕。书画家和评论家收入的巨大落差，也是造成当下书画评论现状的一个和主要原因。作为一名评论家，您认为这样的关系如何平衡？

　　罗宁：是的，这也是很多理论研究者放弃初衷，“移情别恋”的原因之一。特别是搞美术基础理论教育与研究的，的确清苦。但是书画家离不开评论家，评论家是画家作品好坏的重要评判师，只要你是真正有水平有影响的评论家，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艺术品进入市场的今天，你还是受宠的，书画家为了提升其作品的学术价值，还是要花代价请评论家写文章的，评论家也应该联合起来，坚持一定的润格，这样可以改变评论家的收入状况，二者相得益彰，良性发展，当然，评论家也应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底线和判断标准，不能收了钱就无限拔高，特别是专业刊物等传媒，要坚持自己的学术品位和导向责任。

　　记者：您对陕西当前的美术评论现状作何评价？继《热情的目光》、《冷静的目光》之后，您近几年的学术方向将向何处延伸？

　　罗宁：当前陕西美术评论的现状还是不错的，有几位评论家在全国已有一定的影响，全国重要专业刊物经常有我们陕西评论家的声音。西安美院、陕师大等都有专门从事美术理论教学和研究的专业，虽然全省美术评论队伍相对松散，没有较严密的组织，但却能经常能听到画展等学术研讨会上他们发出的声音，也常有著作问世，并且出现了批评家作策展人的现象，这是好事情。不可回避的是，上述全国普遍性问题我们也同样有。

　　我将对长安画派继续进行研究，我曾提出第二代长安画派和第三代长安画派之说，我应该用研究成果诠释这一说法，下一部文集可能是《困惑的目光》或《深沉的目光》。

　　记者：在担任陕西国画院常务副院长期间，您在画史、画论及针对当代画坛、画院诸方面有过系列研究和论述，也关注过国办画院面临的问题和对策。从院长到馆长，随着身份的转变，能否谈谈您到新岗位后的“职务性思考”？

　　罗宁：到美术馆工作太突然，我心理准备不足，但我对美术馆的定位和功能有着清醒的认识。我过去曾到过美国、日本、德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参观过20多座国外美术馆，感慨很深。既然国家花钱建设了美术馆，又成立了专门机构，就要发挥它的作用。美术馆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美术工作者和美术爱好者的精神家园，我要努力工作，使它成为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大众的艺术殿堂和重要文化窗口。这里有三方面的工作要做。作为一家省级美术馆，首先要有好的外部形象和较好的基础设施，今天的社会需要已与十年前建馆时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还得从美术馆的硬件建设上做工作；二是要有一支适应现代美术馆运行的专业人员队伍，目前我们馆的队伍仍需加强；三是要下大力气加强美术作品的收藏，并在此基础上做好美术馆的镇馆陈列，没有高质量吸引人的长期陈列，光靠临时性展览，要成就省级“美术博物馆”之称谓自然有距离。与画院工作相比，我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目前我要尽快完成角色转变并争取一定时间为今后的工作进行理论上的梳理，对美术馆的历史、现状和对策进行研究，然后明确工作思路。

　　记者：您创作了大量维族题材的人物画作品，精心捕捉了维吾尔族群众色彩斑斓的生活和积极向上的民族风貌，为什么锁定了这样一个群体？

　　罗宁：这是由于我受到黄胄等表现新疆题材作品的影响，当时很向往那里，后来去了几次，还真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于是就画了那批作品。我想那是一个活泼奔放的民族，而我的作品用墨用线也追求洒脱奔放，除了表达激情和感受，还想依托这种题材探索自己的笔墨语言，但这也仅仅是开始。我还去了藏族和傣族等不少地方去体验生活，写生作画，作为生长在陕西的画家，我想眼界可以更开阔些，不一定都盯着自己生活居住的地方，西部那浩瀚无穷的题材需要我们更多的画家去表现。当然画画是个人的事情，画什么，怎样画，完全由个人的性格和爱好决定，何况现在又是文艺创作的宽松时代。

　　记者；美术馆馆长必须具有艺术家和管理者双重身份，作为馆长除了管理，你如何处理好管理工作和你画家、评论家身份的关系？

　　罗宁：我认为应该是双肩挑，两个肩一样高才行。当然首先是美术馆的全盘工作，要花力气搞好管理，管理既是服务，又是一门科学，美术馆又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要通过自己与美术馆全体同仁的努力，实现其办馆宗旨，这确实需要一种奉献精神，对此，我从现在起已有心理准备，因为我上班绝大部分时间可能用于处理繁杂事务，这也是责无旁贷的。我想，艺术家主要通过自己的作品服务社会，但也需要少数艺术家通过为艺术家和普通大众特别是为公共事业服务的途径实现为社会服务，两种服务缺一不可。一句话，艺术家只有服务社会时才更有价值。当然，我不会放弃自己的专业研究，我将继续坚持我的中国画实践，这与管理工作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创作水平的提高无疑有助于美术馆的美术品收藏，研究展示等工作水平的提高，而理论研究本身是美术馆的重要功能之一。但是，要同时涉猎上述几个领域对我来说将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是自己变得辛苦些，更辛苦些，天上不会给我掉馅饼吃。到美术馆工作刚刚两月，我已体会到了此点。我的工作性质和爱好追求，决定了我势必与安逸无缘，但我还是有信心做到两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