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克友 成都商报(微博)评论员

　　经过持续2年多的“拆迁”与“保护”的拉锯战，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终究没能逃脱碎为瓦砾的命运。在媒体聚焦和舆论关注之下，东城区文化委向北京市文物局递交的事故调查原因称，开发单位考虑到故居房屋腾退后，因陈旧、几经翻建、无人居住等原因，易出现险情，因此进行了“维修性拆除”。

　　所谓“维修性拆除”，显然是东窗事发后的托词。梁林故居所在的北总布胡同24号院，虽未被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但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已被列为新登录项目，属于文物建筑。房地产公司在未经报批的情况下擅自拆除旧居部分建筑，属违规行为。相关部门有疏于监管与保护之责。

　　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思成、林徽因曾在此寓居七年，因此保存故居无疑具有一定的历史和人文价值。舆论责问：为什么偌大一个北京城，竟然容不下一座梁林故居？问题在于，这样的文物价值，并非开发商追求的商业价值。恰恰相反，这里的开发商需要通过毁灭文物价值来实现其商业价值。

　　众矢之的指向有关部门。潜台词是：不仅应动用法律和行政手段，来杜绝开发商的破坏，还需要动用公共力量，来进行相关文物资源的保护。文物保护意识的觉醒，当然是好事。但是文物保护不是免费午餐。谁来承担文物保护巨大的成本？这个成本，不仅意味着公共资源的投入，而且意味着要损失一笔巨大的商业利益。没有人关心，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所在院落的产权属谁？事实上，有居民长期居住在这里。他们还等着改善住房条件、获取市场价值呢。不得不说，这或许正是包括梁林故居在内的诸多文物保护的利益困境所在。

　　保护文物，有关部门当然责无旁贷，舆论也对它们寄予厚望，并赋予权力；但是它们能否行使好这些权力，不辜负这样的厚望，却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对它们来说，手上需要保护的文物太多了，故宫(微博)博物院那些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都屡遭不测，何况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这样的非国有文物建筑。

　　完全指望有关部门动用公用资源，来为文物保护买单是不现实的，而且也不能令人放心。梁思成故居的保护之道，也许不是将其纳入国有和公共的围墙之内，而是在这围墙之外寻找更多的社会资源。这需要在文物保护体制方面进行大胆创新，或搭建起市场机制，或鼓励成立文物保护基金，以引入社会和民间更多的活水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