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树

　　别相信“盛世收藏”的鬼话，那只是富人们的游戏，是祸害穷人的精神鸦片。历来的大收藏家多半是“乱世英雄”，民国时期的张伯驹、文革时期的马未都，就是人尽皆知的事例。都说文人祸国，编造此等鬼话又何止一处？有如“盛世修史”，谁读过盛世“修”出来的真实史籍？强说“真史”，顶多只不过是一部明星们骚首弄姿的“写真集”罢了。 

　　尽管伟大的数理家阿基米德遗憾地没把最后一个圆圈画在黄河文明地，尽管第三次世界科技革命的标志物计算机也与我们的珠算革命失之交臂，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在算术上低能。恰恰相反，数字代表了我们这个国度的生存智慧，甚至成为每一个公民在不同时代的荣辱标尺。

　　千百年来，拥有田地、房屋等财富的数字大小，决定着中国人的生存地位，富者为贵做主子，贫者为贱当奴才；

　　新中国建立之初，决定人们生存命运的数字发生第一次反向运动——拥有财富的数字越大越反动，城市里的资本家、富商，农村里的富农、地主，均沦落为新中国的专政对象。反之，谁最穷谁最革命，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村里的贫下中农成为革命的主力军，翻身当了新中国的主人；

　　几十年后，财富数字的政治含义再一次被逆向颠覆——“谁富谁光荣，谁穷谁狗熊”！万元户、亿元户，直至福布斯财富榜上的中国富豪，成为中国社会的新贵，他们用手里的钱承包了地位和荣耀，让那些世世代代渴望“均贫富”的农民与城市无业者眼睛里滴血、心里着火，不得不盲目地攀权比富。因为只要有了钱就可以光宗耀祖，只要有了钱就能够过上城里人一样奢华的生活。为此，身无分文的农村无产者们为了让儿子风风光光地娶门好媳妇传宗接代，为了使自己的房屋层高不输邻家的风水，为了成为光荣的“万元户”，只有弃义图财，舍命一搏去从事各种冒险活动，管它黑猫白猫，什么行当来钱快就义无反顾地去干什么。

　　上世纪九十年代成立的中国拍卖公司，为中国千千万万致富无门的普罗大众打开了一扇暴利之窗。成交价一浪高过一浪的文物交易，鼓舞着城里人争先恐后地四出淘宝。由此，一轮空前旷世的全民收藏热迅速在城乡蔓延，给一些温饱堪忧的农民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为了满足城里人没完没了的淘宝热，也为了满足自己发家致富的欲望，一些人不惜掘坟盗墓、制假卖假，从祖宗的坟墓里或玩弄城里人的智能游戏中，去攫取改变命运的第一桶金。只要没进班房，他们为此付出的成本几乎为零。不幸的是，他们用零成本去与城市收藏者博弈，但却真真切切地让中国社会整体去为之买单。下面一组数字可以佐证：

　　近30年，中国境内集结了收藏大军8000余万(中国收藏家协会估计有1亿收藏者)盗墓大军约10万人众(社科院学者观点，《今日美国报》刊载。官方指出此数据不实，偏多。民间说此数据不全面，偏少)；

　　近30年，出土、散落的地上地下文物约4亿件以上(按8000万收藏者为基数，平均每人藏有6件出土文物计算。在记者的调查对象当中，个人收藏的此类文物远远超出此数。典型案例读者可以参考本书第一、第七章相关内容)；

　　近30年，被盗掘、基建私分古墓约200万座以上(笔者根据民间收藏数字保守推算；2005年国家文物局公布被盗古墓20万座；民间普遍认为：远远不止；考古工作者则强调：“十墓九空”)；

　　近30年，走私出境文物约6，000万件左右(按照海关5%抽查扣留数和海关人员“查一漏十”的说法计算。官方数据不详，民间普遍认为上亿)；

　　近30年，流散民间的文物数量约为全国(国营)博物馆藏品总数的33倍。走私出境的文物数量约为40座北京故宫(微博)的馆藏。

　　时至今日，中国境内文物市场整体违法，占人口总数0.5%以上的中国公民涉嫌非法文物交易罪或商业欺诈罪(全国现有各类古玩市场3000多处，商铺近100万家，从事文物走私、制假、贩卖活动的人数约200万以上。记者调查证实：绝大部分市场的经营项目除开赝品就是“三盗”文物，交易双方均触犯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制假卖假者触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这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后面，还隐藏有什么社会隐情吗？我们不妨继续探寻。

　　这一轮敛古搏富的全民收藏运动，到底让谁发财了、致富了？

　　我曾向许多专家学者请教过这个问题。他们不约而同地告诉我：“农民发财致富了，用自仿的假文物去实现对富人们的财富再分配！”

　　那部分以身试法的农民们果真致富了吗？我调查发现，除极少数动手早、运气好的人挣了大票子，成为农村新贵之外，一些靠盗墓、制假为生而又没有后台保护伞的农民，有的被判刑入狱，一点可怜的家产也被罚没。有的就算侥幸逃脱法律制裁，顶多也就填饱了肚子、盖了间房子、生了个儿子，而这些本来就该属于他们的基本生存权，还是建立在千千万万普通收藏者上当受骗、倾家荡产的痛苦之上。

　　那么，这几十年收藏市场上的巨额资金究竟流进了谁的口袋里呢？这一轮起势于改革初期的全民收藏运动，的确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形成了若干利益集团，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类人：一类是拥有足够金融资本的文物艺术品投机商，为显性富人；另一类是贪官污吏，为隐性富人。这两类人趸藏的物品无论真假，也无论出处，都可以成为他们欺行霸市、赚取暴利的筹码。因为他们借助用金钱或权力建立起来的“绝对威望”，垄断了文物、艺术品价值和价格上的话语权，只需将自己的藏品进行二次包装后送上大拍卖场，便能够创造出农民们想都不敢想的巨额暴利——农民们几百、几千元钱卖给他们的真假文物，到了他们手里，便可以拍出几十、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天价——这，就是至高无上的资本与权力的力量！

　　全民收藏究竟给我们这个转型社会带来了什么？

　　从物质层面上看，持续近30年的全民收藏运动，是一场招摇文化反文化、披挂传统反传统的“金钱秀”，它直接导致了我国的文物资源危机。前几天，故宫博物院著名文物专家耿宝昌先生跟我交谈时说：“亿民炒古玩，历史文物全玩完！”虽是一句玩笑话，却道出了全民收藏的“盛况”实景。由于游戏参与者的贪婪，我们几千年存留下来的地下文化宝藏被盗掘殆尽，即便有些文物被民间人士收藏，但由于黑市流通频繁、原始信息丢失，导致这些文物真假莫辨、无据可考，几乎全部变成时代不清、背景模糊、失去根系的纯工艺品，丧失了应有的历史研究价值。许多珍贵文物甚至在交易过程中破损毁坏，带着它们丰富的历史信息与可供人类解读自身的密码，永远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中。

　　从精神层面上看，经过这几十年的瞎折腾，中国人好古藏古的传统文化志趣和收藏品味，已被现代文物投机者的满身“铜臭气”严重浸淫，收藏活动早已成为一种纯粹的投资项目，伴之而来的知法犯法、投机诈骗盛行于市，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再从文化层面上看，全民收藏运动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文化轨道。

　　溯本清源，中国人的收藏习惯始于新石器时期，向下延续数千年之久，主要经历过神(巫)权文化、王权文化、士大夫文化、儒雅文化四个收藏阶段。

　　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一些疑似巫师或部落首领的墓穴里，呈放着许多死者生前喜爱的陪葬品，如红山、良渚、龙山、齐家等文化时期的玉器，大地湾、仰韶、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器。那些精美的藏品从造型到纹饰，无不体现出拥有者对天地神灵的崇拜与敬仰，我们至今还能通过那些神器感悟到我们原始先祖们庄严的文化志趣；

　　从商周奴隶主与秦汉帝王将相的墓穴里出土的青铜器、玉器，则让我们在天地人神等文化传承物之外，又看到了一种新出现的封建等级文化的影子——陪葬品的种类、器型、大小、纹饰、数量，等等，成为当朝收藏者权力爵位的象征，也给后世收藏者留下思辨历史的无限空间；

　　从宋代开始，随着出版物和书院的增多，文化普及面增宽，文人墨客大量涌现，故六朝字画、当代名人墨宝以及文房用具，皆成为士大夫和其他儒雅之士竞相追逐的收藏品，此风一直延续到清代，尤其是乾隆时期至甚，可谓是数代风流收藏事，皆为修性兼养身！

　　到了晚清、民国，虽说世道不济、民不聊生，一些达官贵族和破落大户人家会变卖一些家传藏品，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也零星出现少量古董市场和专业古董商，但收藏者依旧还是一些视古如命的高端文化人群。有些文人志士纵使家道衰败、衣食堪忧，仍旧守身如玉，卖衣卖房不卖古董，足见藏者情操与志向之高尚。庞元济、吴湖帆、张伯驹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尽管以上各个时期的人们对于收藏品的文化认同和审美志趣不尽相似，但有一点却是共通的，即收藏者都保持着某种精神层面上的追求，即便新石器时期的始祖也是如此。唯独这一次全民收藏运动，自始至终都是建立在追求暴利的幻想之上，以至于在近亿人的古玩市场上，几乎只见得到上家与下家，找不着几个真正的收藏家。

　　是谁忽悠了亿万收藏大众？

　　2010年，在各大拍卖公司秋拍火爆收官，众多媒体大呼小叫“中国艺术品拍卖进入亿元时代”之时，笔者却于料峭寒风中听到了另外一个庞大的人群发出沉重的喘息声——《中国民间收藏者横店宣言》、《中国民间收藏者北京宣言》相继高调发布——此前作为文物艺术品市场主体存在的亿万收藏大众，从财富春秋大梦中醒来后无奈地发现：自己已被手握金融资本的富豪们一脚踢出主流艺术品市场之外，几十年耗尽心血收集的藏品，变成一堆堆真假莫辨的烫手山芋，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全部投资尽然血本无归！于是，他们愤怒了，开始以各种极端的方式发泄自己的不满与绝望，或迁怒于文物专家，骂他们是“砖家”、“骗子”，识不得自家的古珍国宝！或迁怒于政府，谴责有关当局是“大忽悠”，只开放文物市场，却从来没有真正授予收藏者文物收藏权与交易权！

　　由此可见，所谓“藏宝于民”，无论对官方还是民间收藏者而言，都是一面自欺欺人的空镜子。对民方，你说你家藏百宝，那是自作多情，谁承认？专家说你那些国宝全是赝品！你给自己带上“为国藏宝”的高帽子，《文物法》只能授予你“非法收藏”的光荣称号。残酷吧？不要说合理不合理，这就是现实！对官方来说，你开放文物市场却无能管理，你赞成“藏宝于民”却无法辨伪存真，你放任全民收藏却不能让他们的藏品合法化，能不挨骂？能不驮埋怨？

　　究竟谁是骗子？谁是大忽悠？当然不是卖文物仿品的农民，更不是千千万万血本无归的普通收藏者。从“谁最穷谁革命”到“谁先富谁光荣”，一次次“数字革命”让中国老百姓的命运成为社会轮盘上的骰子，随着执盘者的意志起落沉浮。特别在文化落后、教育资源匮缺的广大农村，让温饱存忧的农民去领会“义当富贵则富贵，义当贫贱则贫贱”(朱熹《论语集注大全》)的圣人古训，显然多半是矫情。再说，又有谁真正在乎他们是否能用某种明晰的文化意识去掌控自己的行为与命运呢？

　　有人说，假若中国没有出现拍卖公司，也许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事；也有人说，即便有拍卖公司出现，没有大面积无序开放古玩市场，也不会发展到全民收藏；还有人说，即便开放了古董市场，假若始终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加强市场管理，也不会导致今天这种覆水难收的尴尬局面。我们还可以继续想象出更多的假若，但是通通于事无补。

　　历史是什么？是一场谁也无法更改与订正的时空游戏。一如今天的你我，即便身着西装、手持Iphone穿越远古，照样只能去茹毛饮血、摇尾传情。即便早已预览明天的悲剧，现在该干什么蠢事还会义无反顾地去干——因为今天就是今天，它意味着适时的诱惑无可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