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维修性拆除”的争议尚未平息，蒋介石重庆行营近日又被曝遭遇“保护性拆除”。网友拍摄的照片显示，这座民国时期的砖木结构建筑的屋顶已被拆毁，仅剩残垣断壁。重庆市渝中区文物管理所所长徐晓渝接受采访时表示，施工方对旧址进行保护性拆除之后，将在原地进行文物复建。

　　在一些城市规划者眼中，只要不符合现代化和国际化审美讲究的建筑，哪怕已经存在千年百年，都可以在上面用红漆刷一个“拆”字。拆毁文物的行动往往都既低调又迅速，如果遭遇质疑，随便创造一个新词就想把舆论敷衍过去。只不过，无论是“维修性拆除”还是“保护性拆除”，落脚点都在“拆除”二字，因而本质上都是一种“保护性破坏”。

　　中国人一直用“历史悠久”来形容自己的国家，但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却值得深刻检讨。一些城市管理者对历史不够敬畏，一些文保工作者对文物不够尊重，还有许多普通公众则用沉默纵容了破坏文物的行为。事实上，我们身边的文物古迹每被拆毁几处，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记忆就会稀薄几分。因为所有的历史建筑都是城市文化的标志，也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它们传承着我们民族的精神薪火，凝聚着一些家族的情感，是我们鉴往知来的一条捷径。

　　文物保护的危机，重在经济利益的冲击。建筑学家梁思成就曾感叹，很多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都是在“改善”的旗帜下被完全牺牲掉的。所谓的“改善”和“改造”，很多时候都是借保护之名行破坏之实，目的是为了谋求可观的经济效益。尤其在土地升值预期向好的大背景下，很少有地方政府具备抵御诱惑的魄力，文物保护危机因此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

　　总体来说，中国的文物古迹保护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为追求现代化而大量铲平古迹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利用古迹创造观光资源的时期；第三个阶段则是地方政府扶植之下的“新建古迹”时期。近几年，许多地方政府纷纷斥重金建造仿古“明清老街”，或是一些不伦不类的“唐宫宋城”，或是垒几段仿古的城墙，都是第三个阶段的表现。

　　文物资源分配有较强的地域差异，这是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双重影响。对那些缺乏优质文物资源的地方来说，热衷于“仿古”勉强能够理解；而对于那些本身就拥有较多文物资源的地方而言，把旧文物拆了建新的，把真文物拆了建假的，明显就充满了功利的意图。尽管土地收益和门票经济能让地方政府赚得盆满钵满，也可省去维护一些破旧文物的麻烦，但这种“保护性破坏”却弥补不了一个城市历史和文化记忆被腰斩的遗憾。

　　在保护文物方面，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普遍的保护意识和良好的保护制度。改变这种现状，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发力。普通公众应矫正自己对历史文化的认知，不能以沉默纵容那些拆毁文物的行为；城市管理者应重新审视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之间的关系，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历史文化对城市发展的长远意义；文保部门应积极促进相关法规和制度的完善，遏制地方政府“保护性破坏”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