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龙瑞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画在欧风东渐和运动频乃的双重作用下，无论内在表现语言还是外在风格形态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时代发展的道路在某些阶段也呈现出曲折甚或是扭曲的现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画家在意识形态的驱使下，为了题材内容的表现而把西方绘画的造型状物功能嫁接到中国画创作上，致使中国画在状物功能提高的同时，其内在的笔墨含量收到了不同程度的遮蔽，中国画核心价值与文化意义也受到了忽视。此时，绘画发展的“自律”性对绘画本体已无太大的作用，这种忽视中国画本体规律和笔墨语言的倾向，在相当长的时间段里一直在中国画画坛中蔓延着，给中国画发展带来了不小的负面作用。

　　但是，绘画本体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画必须遵守其本身的法则才能谈得上发展，因而，即使在不太有利于中国画发展的大环境中，要想推动绘画的时代性进程，也应在扩大题材内容表现范围的同时，在表现手法、表现语言上有所成就，方可谈得上对整个画坛的推动和影响。难能可贵的是，在以意识形态为创作指针，提倡“高大全”、“红光亮”的形势下，出现了一个以赵望云、石鲁、何海霞所共同开创“长安画派”，并对当时的中国画画坛产生了重要影响。该画派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文艺思想影响下诞生的，“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是其创作宗旨和共同的艺术追求。从“长安画派”的创作宗旨来看，其中包涵着继承与创新、民族性与时代性、共性与个性的绘画本体内核，而这也一直是中国绘画在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在“长安画派”三位带头人中，何海霞较赵望云、石鲁而言，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一些，这主要是何海霞不仅同其他两位画家一同经历了每个社会发展阶段，还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转型阶段，这一点是和先行去世的赵望云和石鲁有着相当大的不同的。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现代艺术思潮汹涌而至，中国画又一次受到了冲击，何海霞也面临着历史的又一次考验。此时的何海霞还来不及享受“长安画派”所带来的荣耀，又开始独自面对和解决新时期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他必须从“长安画派”中超脱出来，完成“我之为我自有我在”的自我造就，唯其如此，他也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永葆艺术青春，再造辉煌，开创新局面。

　　实际上，“长安画派”所提倡的“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并不是该画派所独创的创作口号，它包涵了民族传统如何向时代生活转换的大问题，是所有绘画形态和身处其间的画家都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难题。在这方面，何海霞给我们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从民族传统方面来说，何海霞从张大千那里得到了传统绘画的真谛，对历朝历代。各家流派都有较深入的功夫体认，有着深厚的传统积累，具备了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各种必要条件。从时代生活方面来讲，何海霞1956年调入陕西美协从事专业创作，此间同赵望云、石鲁一道深入现实生活，走遍三秦大地，画了大量的写生和创作，对火热的生活有了切身体会，也有机会将传统笔墨和自然万象相互印证，为传统出新打下了基础。何海霞就是在对民族传统和时代生活有着独到体会的前提下，将传统功夫向现实表现转化，运用新题材、新内容去扩展和发明新的表现手法，在传统与生活的互动中，出色地解决了用传统笔墨去表现现实生活的难题。何海霞的画有生活又不失艺术匠心，有笔墨又不失手法鲜活，有色彩又不失笔情墨意，特别是其晚年的作品更是气势恢宏、博大壮阔，把绘画上的民族性、时代性、个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体现出一位山水画大师所具备的胆识和魅力。我们从“长安画派”“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的创作宗旨中可以看出，其更深层处体现出的就是绘画上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命题，是努力在不失民族性前提下表现出时代性特征，使中国画在现代发展中在发掘民族性和时代性过程中坚持中国画艺术特征，这一点对一个中国画画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何海霞的艺术探索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的画中不仅吸收了历代名家和南北画派的营养，也吸收了同时代卓有建树者的表现手法，甚至对西方绘画也兼收并蓄，他对一切有益于自己的东西都毫不拒绝，统统砸碎，融化变成营养并吸收到创作诸环节中。何海霞曾说过：“有人问我究竟属于哪一派？我的回答是‘不迷信古人、洋人，但绝不摒弃他们。择其之长为我所用——我即是这一派。’”这段话充分表现出了何海霞对中国画发展的自信和对自己艺术创新的自信。他的山水画虽然广泛借鉴各方优点，但在表现语言上是统一的，并没有因扩大探索面而使自己的创作杂乱无章，相反，他的绘画在浓郁的民族性和时代性追求中，始终保持着中国画本体艺术特征，保持中国画笔墨要素的独立性。

　　就实而言，绘画上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在现实运用上还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性，甚至是很难调合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地将民族传统和时代生活相加就等于既有民族性又有时代性的绘画创新与创作了。因为，民族性追求往往需要以以往的历史传统的延续性来支撑，而时代性追求往往需要对以往传统进行一定的否定来确立时代性表现，片面追求民族性会使绘画创作陈陈相因，过分追求时代性又会使绘画创作失去传统根据。可以说，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获得与平衡，是需要画家以极大的能力和智慧寻找到一个有效的转换支点方可奏效，如期不然，所谓的民族性、时代性就成了一种和绘画作品无关的修辞。在何海霞看来，绘画上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并不是不同阶段不同需要的侧重，而是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动态的转换关系，通过有机转换，去实现绘画上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何海霞在对传统的全面探索中，实际上是在努力寻找那些有可能被转化到现实应用中的有益成分，而在时代生活中又努力寻找可和传统手法衔接同时又适合自己笔墨性情的表现内容来表现。何海霞的山水画不仅有着扎实的传统根据，同时又具备深切的生活关照，笔墨与章法上决不失传统规范，同时又有现代性灵活运用，在视觉感受上绝不丢弃传统三远法，同时又有现代人观物的角度和视域，顺应传统但不顺从传统，使自己的山水画在传统格局中升腾出崭新的时代面貌。何海霞的山水画探索，在民族性、时代性、个性追求中，始终抓住中国画笔墨本体和艺术特征不放，并使其发扬光大，这一点值得我们当代中国画家进行深入的思考。时下有许多中国画家片面地追求绘画的时代性和现代性，一味刻意求新立异，对民族传统从不做深入研究，在所谓创新中丢失了中国画的艺术特征，画出的东西甚至和中国画概念已没有了太大关系，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对时代性精神气象和画家个人气象的洗发，一直是中国画的永恒话题，而这又是一个不好拿捏的问题。许多画家的作品画得也很丰满充实，但就是缺少了一种气象，尤其是缺少一种正大气象。我们看何海霞的作品，特别是晚年的作品，不仅充斥着一种博大雄浑的时代气象，而且还散发着他本人的一种精神气象，像磁石一般吸引着观赏者，使其百看不厌，耐人寻味。不过，从笔者看来，在何海霞的画面中还存在着另一种气象，那就是北方山水气象。中国山水画向有以南北对应而论的传统，或以笔墨取向分南北，或以山形气质分南北，或以画家所在分南北，以南北对举比较似乎成了风格分析学理批评必要条件。宋代以前，山水画家多居壮地，因而对北方山水有着独到的把握能力，所画山水四面峻厚、状势雄强；元代以降，山水画家多居南隅，因而对南方山水情有独钟，所画山水、烟云变灭，淡雅华滋。此后，南方山水一直成为山水画家所热衷描绘的对象。直到近现代画家黄宾虹、潘天寿、齐白石、张大千、李可染、陆俨少，莫不是以画南方山水著称于世，而画北方山水者绝少，画得好的更不多见。

　　何海霞以深厚的传统功力和独特的观察角度，深深体悟出北方山水特别是西岳华山的精神气象，所画山水苍茫浑厚、朴茂雄秀，有长枪大戟，错彩镂金之美，充分体现出了北方山水的独特魅力。何海霞的山水画就是在坚守传统表现语汇和内在法则的基础上，将时代气象、个人气象、北方山水气象统一在中国山水画的正大气象中，完成了超脱“长安画派”的自我造就，他的艺术成就也将被载入美术史册成为新的传统并被后人所继承。然而，与何海霞相较而言，当代中国画作品中更多的是物象与形象的堆积，而缺少了意象与气象的追求，使得中国画审美内涵严重萎缩，作品也越来越不耐看了。

　　当代中国画创新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民族传统，从卓有成就者的探索过程中汲取可资借鉴的因素，这方面何海霞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在何海霞一生的艺术探索历程中，无论是早期的学古人、学师长，还是中期的画生活、画题材，以及晚年的自我突破，都贯穿着一条从中国画本体入手、着眼于笔墨表现的学术探索，他将青绿画法，泼彩、泼墨画法，浅绛画法，贯通一气，从中整合出金碧辉煌、墨渗淋漓新写意画法，把传统画法旧貌换新颜，并形成了自己所独有的表现风格，都是紧紧抓住笔墨与画法不放松所致。何海霞从传统中所发掘出的新画法，在他的巨幅作品中，得到了充分展示和运用，把写意山水画推向了极致。

　　何海霞一生的艺术探索是多方面的，他所留给我们的启示也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在当下中国画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应从他的创新与创作过程中，看到中国画发展所要经过的艰难险阻，也要看到中国画通过内源的发掘，有可能完成绘画上的现代性转换，增强画家们的民族文化自信心，共同努力完成中国画的当代发展，这也是我们今天研究何海霞的现实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