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瑞的山水画:在两难中求索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3月03日 07:34 新浪收藏 微博

  文/郎绍君

  我认识龙瑞,约在80年代后期。新世纪之初,他从中国画研究院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一个画家担当学术研究部门的领导,不免有些陌生,但他以谦和而积极的态度,加强所内团结,打开了局面,成功举办了黄宾虹国际学术研讨会和黄宾虹研究展,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他外粗内秀,有魄力而谨慎,讲义气也讲分寸。后来他调回中国画研究院当院长,经过诸多努力,把该院改制为国家画院。在大约十多年的时光里,他的主要精力用在管理方面,关注点也从个人创作转向整个中国画界的创作。他大力强调研究传统,“正本清源”,提倡研究中国画的精神传统和形式传统,批评否定传统和传统笔墨语言的虚无主义观点,在画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龙瑞初学工艺设计,但他的爱好却是绘画,先后用功于素描、中国画、油画。新时期之初,入中央美院中国画系读研,从师李可染。那时侯,李可染山水画的影响很大,追求个性表现和个人风格的氛围也很浓。龙瑞在接受李可染写生路线的同时,却没有摹仿李氏重真实描绘和墨色积染的画法,而是根据自己的爱好,弱化真实性追求,强化笔线勾皴,开拓自己的路径 。到中国画研究院之后,他曾多次到欧洲考察,被现代艺术的自由表现所打动,于是探索将塞尚式的结构画法与晚年黄宾虹式的自由笔墨结合起来,强化造型的主观性,以小块面构成大块面,突出山水画的视觉冲击力。总之,大胆的实验,自由的探求,成为他这时期作品的基本特色。

  约90年代中期,龙瑞逐渐回归传统,黄宾虹的影响日益突出。他觉得那些构成性作品“与传统笔墨不够合拍,气韵不够”,“它们只有一个壳,没有通过笔墨把它丰满化,不耐看。”他采取的变革策略是:弱化结构性,强化笔墨的表现力,在意象和笔墨上更加靠近黄宾虹,通过黄宾虹和传统对话。在他看来,黄宾虹和李可染虽是师生,但艺术取向不同。他说“可染先生强调写生,创造意境,表现感情;黄宾虹的画,看不出是四川或江南的美,而是笔墨的美,形式的美,但又有文化内涵。这合我的意。我对内容想得少,但看到形式感强的东西,脑袋就热。”又说:“外师造化不等于写生”。这使他在观念与实践上与可染先生更远地拉开了距离。

  对于画界的“黄宾虹热”,龙瑞的看法是:“现在许多学黄宾虹的人,学不了或使不上黄宾虹的东西。什么原因呢?首先是功力达不到。没有他那样的功力,不到那种火候,笔道没质量,就是画的再厚,也不行。第二是不善于程式化、符号化,摆不脱形似。笔墨没地方去了。”近20年,黄宾虹晚年山水成为许多人摹仿和追逐的目标。但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获大成功者。龙瑞说没有黄宾虹那样的功力学不来黄的笔墨,是有道理的。黄宾虹集七十多年的笔墨修炼、文化修炼和精神修炼,才获得了晚年山水那样的“浑厚华滋”,今人几年如何能达到?而表面形似上的摹仿,也只能学死。古人说“大家不世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大家不可重复。”黄宾虹精神可学,他的画是不可重复的。

  龙瑞学黄宾虹,是一种艺术策略,即通过学黄宾虹理解与学习山水画的笔墨传统,然后再把构成性现代追求与传统笔墨整合为一,如他所说:“我现在把自己往传统道上拉,强调传统标准,强调笔墨,随机生发、气息和趣味;过一段时间,也可能杀回来,再把构成的东西捡起来,吸收点新东西。”我想,十来年的“官运”,分散了他的精力,尤其对他的传统修炼有所影响。如今他“退居二线”,轻松了,心态静了,可望提升修炼,迈出更大的步伐。

  当然,龙瑞已有自己的风格气象。首先是笔力强悍,整体感强,有大壮之气。这源于画家的气质和笔性,由精神气格蕴化而成,不是造出来的。但这种刚性笔墨,需要柔性笔墨的滋润。不一定像黄宾虹那样以“刚柔得中”为鹄的,但适当的柔性因素不可少,因为“刚柔相济”合于普遍人性的审美需求。适当的柔性笔墨只能使阳刚风格更丰满、更有深度。

  龙瑞山水的另一特色是点画自由、墨色厚重,不拘形似,气势连贯。这是深受写实观念拘束的画家所做不到的。不过,自由点画有高下之别,我们需要的是“纵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即合于“道”的、丰富而有“内美”的自由。笔墨的“丰富”是形式方面的,“内美”是精神方面的,前者立根于技的训练,后者立根于画家的人文修养和对自然的深情感悟。在“丰富而有内美”这一点上,龙瑞还大有提升的余地。

  摆在成熟画家面前的一大关口,是如何避免和克服“风格化”。“风格化”也可称为“样式化”,是指风格“结壳”,很少再能从传统和外来文化中汲取有益营养,很少再有创造性的思维与发现,很少再追求形式语言上的新探索,而只是不停地复制自己。中国画的笔墨是程式化的,程式化意味着成熟,也预示着风格凝固的危险。市场对某种成熟风格的认可,常常会强化与加速“风格化”的到来与延续。不待说,适当重复自己的画法与风格是正常的,但一味重复甚至是机械性重复,就难免流于风格化 。龙瑞作品在愈益成熟的同时,也不免露出风格化的苗头。但他在骨子里不是一个满足现状的人,对现代感、表现性和形式独立性的追求,始终在他心里占着一个位置。他不是说,不定那天再“杀回来”,重新在“构成”上寻求突破吗?无疑,这种“再杀回来”的突破,必与先前的“构成”有所不同,因为他强化了对传统的理解与把握,已经有了新的目标。我们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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