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金融巨头科瑞集团的创始人，他曾经参与发起民生银行、改组华夏银行、组建湘财证券、入股东方寿险的金融运作，也曾亲自操刀，力推五大龙头企业上市的资本运作，其中，包括世界果汁行业的NO.1安德利果汁。从事虚拟经济20余年后，却在不惑之年弃商从文，创立文化产权交易理论，引领文交所的发展。他总会在人生的关键节点做出惊人判断，他说人生无非从生到死，但每个人的体验不同，人生的价值在于创造。” 

　　记者在北京金鼎俱乐部见到彭中天时，他刚从江西老家过年回京，他是一个念旧的人，至今仍然坚持回家乡过年，且一定过完元宵节才返程，他说更喜欢家乡的菜，也喜欢与少时的朋友聊天。 

　　去年文交所遭遇的滑铁卢危机，并未使这位文交所背后文化产权交易理论的创立者显示出颓势，反而，仍然保持乐观态度和清醒判断，他说他对文交所的信念来源于对中国文化经济的信心，而超前的判断力似乎一直是他的杀手锏。 

　　谁说“38号文”不是利好消息？ 

　　去年年底，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简称“国38号文”)给全国疯狂的文交所泼了一盆冷水。此后不久，中宣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决定加强文化产权交易和艺术品交易管理的意见》(简称“49号令”)的正式文件，督促各地组织力量整顿文交所。 

　　两大禁令明确否定了目前天津、泰山、汉唐、联合利国等文交所存在的“等额拆分”“集中竞价”“持续挂牌交易”“T+0实时交易”“人数未限”的交易模式。短短一年，国内文交所经历大起大落，从诞生、火爆、跟风、质疑到清理整顿，舆论普遍认为两大禁令将使文交所遭遇巨大挫折，甚至有评论说，2012年文交所或将经历生死大劫。 

　　而作为中国文交所理论先驱和中国北京文化产权交易所筹备组负责人的彭中天却认为两大禁令恰恰是一个利好消息，“说明国家很清醒地看到其中的问题，现在各地的文交所交易量都不够，可能就会想一些歪招，如自己坐庄、瞎鉴定等等，这就会把交易所的信用丢掉，现在很多投资者已经对文交所这个新概念产生抵触，我非常痛心。” 

　　“国38号文”出来后，彭中天担任首席顾问的北京东方雍和国际版权交易中心与有业务往来的几家中介机构和交易所联合发表了《北京宣言》，强调诚信和行业自律，他认为此时此刻文交所最需要的不是产品，而是信用。 

　　彭中天说，目前文交所明显走急、走偏了，证券化太早了。文化要与金融对接，首先是产权化，必须明晰产权；第二是资产化；第三是金融化，第四是证券化，这个逻辑链是不可逆的，现在文交所一步就迈进证券化，确实为时过早。 

　　“现在大家都不理性，其实交易所有自己的逻辑，它是要素的高端流动市场，目的是让文化资源流动，但现在各地都做，反而变成了画地为牢，限制了流通。文化资源本来就分散，现在被各地文交所切割，就变得更分散，养不活交易所，交易所需要巨量资源，我为什么把交易所叫做独立第四方呢？等于是在买卖双方及中介方之外增加了一个环节，如果你不便宜，凭什么增加这个环节？所以，目前的文交所模式是违背交易所逻辑的。” 

　　此外，彭中天分析，目前文交所的人才也太过分散，不利于降低交易风险。“在我的视野中，对文化产权理论和实践上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全国也就十几个，现在一下子建立六十几家文交所，怎么顾得过来？应该把这些人才集中起来，合力运作几个文交所，才可能创新。所以现在建的这么多，我也是反对的。” 好的文交所，到底是啥样？ 

　　2006年，彭中天开始涉足文化产权交易理论的研究，当时他辞掉自己在科瑞集团的职务，挂靠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下，成立了产业与文化研究所，从此，很多人都知道北大有个彭中天，自带干粮办公，还自掏腰包养活了一群人收集资料。 

　　“我当时写第一篇论文，是咬着笔杆子自己编名词，和股市进行对照，我说股市有股民，基金有基民，那么从事艺术品投资的应该叫艺民，因为国内外都没有先例可以借鉴，那写得真苦，写了一个月才完稿，现在你去查那可能是世界第一篇文化产权交易理论的论文。” 

　　很多人对此觉得不可思议，谁能想到一幅画也可以分成若干份，进行类证券化交易呢？彭中天说其实这种奇思妙想来源于他对自己第一次创业经历的举一反三。1992年，彭中天及其合伙人在南昌发行“新世纪房地产投资受益债券”，并由此获得1000万元利润。 

　　“这第一笔钱赚得很简单，就是把一栋房子变成分期投资收益品，一平米一平米地卖给大家，实际上是向大家集资卖房，但这在当时是很超前的做法。后来，我想房子可以让老百姓买几平米来享受收益，那画为什么不能让老百姓买万分之一来获益呢？我当时想的就是这么简单。” 

　　这被彭中天称为他的文化产权交易理论1.0版本，事实上就是今天天津文交所的运作模式。但很快，彭中天就意识到这种想法并不周全，“一张画与企业不同，它没有现金流，没有分红，一张画很难经营产生收益，只能等待未来的升值。所以，我意识到让大众随机参与文化投资是有风险的，因为大众不具备专业性。” 

　　由此彭中天提出了2.0版本，即文化基金模式，“这是把小钱变大，一人一块钱，13亿人就有13亿元，这就是一笔大钱，可以买很多东西，谁来买，谁来操作？专家！” 

　　该模式是由专家组成一个基金管理公司，代理老百姓进行专业的文化投资。基金必须放在一个公共的平台上被监督，文交所就是这样一个平台，一旦违规应受到严厉处罚，甚至被终身禁入，阳光就是最好的防腐剂。 

　　“这个想法比1.0版本完善，利用了成熟金融工具，将稀缺人才进行重组，形成了复合型人才。但在目前的文交所中我还没有看到这个模式。” 

　　基金是把零散财富集中起来作为市场主体，目前文化企业太分散，管理也不规范，而上市公司太少，基金正是介于一般文化企业和上市公司之间的形态，将来可能大有可为。但市场主体不仅是基金，还需要很多组成机构，如中介机构。 

　　彭中天认为，这些市场主体要发育完善，文化资产必须集中，这就是他提出的文化产权交易理论3.0版本，即文化资产管理公司。 

　　“文化资产国有的很少，大多在民间，大量在个体创造，非常分散，这种分散的文化资产很难发挥经济效益，因为文化资产有几个特征，轻资产、发散及收益长尾化，所以集中才会有效益。” 

　　彭中天以版权举例，“如果很多人将版权托管给我，我把版权集中起来，就可以做时尚定制。每个家庭装修时都想别出新意，到我这一看，觉得彭中天的画不错，那你交一笔版权使用费，委托定制把这幅画做成墙纸，绝对独一无二。所以，文化资产集中以后，就会产生很多需求，就很容易经营。” 

　　彭中天说，这3个模式联合起来运用，就是一个很好的文交所模式，从理论上说，小钱可以变大，把文化资源集中，再用一种金融工具将其串联起来，国家在一个公开的平台上进行监督，就很好管理。 

　　“将来的希望在于文化” 

　　彭中天有个习惯，在每年生日那天，都会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和未来。2006年，他43岁，已到不惑之年，“我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疑惑。于是，追问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我目前拥有的一切是否就是生命的全部？”彭中天说，“比起大多数人，我已提前实现了3个自由，财政自由、行动自由和思想自由，但我觉得这不是我的全部。我想开心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43岁生日当天，彭中天写下诗作：“壮年逢盛世，恨不入青史；回眸皆往事，善待进行时。”开始了生命中再一次转型，就像1992年生日前夕，他去江西万寿宫求签，签中写道：“冲出百草园，自有新天地”，于是，应好友郑跃文之邀，狠下心来放弃可以让自己一辈子衣食无忧的银行工作，毅然北上下海经商。 

　　这次，彭中天决定从急速的生活中停下来，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父亲彭友善是前江西省美术协会主席，徐悲鸿和齐白石的弟子，中国陶瓷学院创办人，曾对他没有走上艺术之路的遗憾敲醒了他，这才是他未了的情结。 

　　多年前，彭中天特意带其父到黄山参观他们开发的项目，那时，他很自豪地对父亲说：“您是在纸上画画，我是在地球上作画，我们所做事情的意义都一样。”如今，从事金融投资20余年，此时的彭中天开始重新思考财富对于生命的真实意义。“财富只能被继承和消耗，但文化却可以被传承和发扬。人类世界最后留下的是文化的积淀而不是财富的积累。” 

　　“过去30年，是中国跟跑的30年，然而当今天西方遭遇金融危机，先后跌倒，中国从跟跑者变成领跑者时，必须向世界回答中国经济向何处去的问题。” 

　　“那么可以做两个回答，一是沿着现在的道路继续前进，全世界恐慌，为什么？因为中国要消耗的资源越来越大，增加的原油、铁矿都不够中国用。还有一个回答就是，以文化资源作为发展的动力，来降低对物质的消耗，来提升价值，提升人的幸福指数。文交所在这个转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少了这个文化要素流转的市场、金融介入的平台、大众参与的平台，文化经济发展没有后劲。” 

　　所以，彭中天在这个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节点，放弃已经走了20多年的路，开始投身文化艺术产业。事实上，这不是他第一次做出这种惊人举动。 

　　1992年他挣到第一笔钱，当时科瑞集团的合伙人在做实业还是做金融上有过一次讨论，“当时我的观点是这笔钱只是第一桶水，可以直接去浇地，也可以打井，把地浇完就没有了，打井的话如果成功，水将是源源不断的，所以，最后大家同意了我的判断，选择做金融。” 

　　此后，科瑞迅速入股成立多家城市信用社，从南昌到厦门、郑州、许昌、青岛等地一口气做了10家。此举终于让科瑞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和扩张，“当时科瑞手上控制了至少1亿元的流动资金”。 

　　正因为科瑞集团在金融业的积累，彭中天得到了筹建中国第一个民营银行—民生银行的机会。“当时的筹备资料是我写的，这是我引以为豪的一件事，但后来与文化产权相比，就不值一提了。因为银行是一个成熟的机构，西方已经绵延几百年，我只不过是在改革的关键点上得到了这个机会，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民营银行，银行的股东变成了民营的，仅此一点算是创新。当时，我给朱镕基总理的报告里，其实只是说明一件事，为什么要办一家民营银行，而不是为什么要办银行。而文化产权交易是独创的，是没人走过的，民生银行那个事只能说是创新，而这次我可以用创造两个字，这是我很有成就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