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上午， “5·8”故宫(微博)展品被盗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法院认为石柏魁盗窃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3年。去年5月8日晚上，石柏魁潜入故宫博物院内，窃得香港两依藏博物馆在此展出9件展品。在逃跑过程中，他先后将所窃的5件展品遗落或丢弃，之后逃离现场。第二天因销赃未果，又将手中4件展品丢弃(见本报今日B10版报道)。

　　如果不是法院宣判，我都已经把这个故宫大盗给忘了。说起来他实在谈不上是什么大盗，只能说是个笨贼，他的盗窃行为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只能算是文物盗窃这个行业的技术底线。不过他的意义在于成为了之后引起轩然大波的故宫“十重门”的导火索，一系列的事件让故宫从云端狠狠地摔到了地面。

　　盗贼被判刑，这合情合理，但如果这就是这一系列事件的完结，又让人觉得太草率了。一个盗贼的判刑能解决故宫的问题吗？故宫就好像《隋唐演义》里齐国远手里纸糊的大锤，看上去冠冕堂皇，实际上不堪一击，被石柏魁一捅就漏了。你说这问题是出在锤子上，还是出在捅漏锤子的人呢？

　　不妨对比一下，台北“故宫”首位女院长周功鑫近日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说，1962年正式动工落户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经历半个世纪的风云，当年从大陆运往台湾的2972箱文物中，除了一页纸和一包盐之外，其他全部在册。顺便说一句，那包盐是年代久远自己挥发了。相比较北京故宫仅2011年就丢了百本古籍，人家台北“故宫”堪称李元霸手中的擂鼓瓮金锤。

　　文物怕小偷吗？怕，但是它们更怕的是公权力的不作为和乱作为。有句古话叫“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用在这里不算太恰当，但是多少说明一点问题。对付小偷盗贼很容易，该抓的抓，该判的判。但是面对“会所门”这样的权力寻租行为，我们又该当如何呢？这件事是因为故宫成为了焦点才曝光的，很偶然，最后的处理结果也只能说是不了了之。像反腐败一样，我们能依赖于这样的偶然吗？隐藏在暗处的又有多少呢？

　　别忘了还有一些明目张胆的行为。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居被“维修性拆除”了，真是越来越过分了，连撒谎都不认真了。 最后的处理结果是罚款50万，同时责令其恢复所拆除旧居建筑原状。恢复得了吗？这也是因为舆论普遍关注和声讨才换来这样的结果，以北京为例，2005年轮到了曹雪芹故居，2006年是唐绍仪故居，2007年，京剧“四大名旦”荀慧生故居……据统计，北京近三分之一的名人故居已被拆除。如果没有形成舆论焦点，那么拆了也就拆了。

　　石柏魁被判了13年，而破坏比他大得多的人受到的惩罚和他们的所获相比微乎其微，甚至没有惩罚。这是法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更是文化问题，用冯骥才的话讲，这是我们文化的一个大悲剧。相比之下，石柏魁那点事，只能算是小闹剧。

　　本报评论员 牛角 来源 新文化报(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