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执行的基础在于公正。没有公正，法律就没有公信力。而故宫(微博)失窃案的判决结果，正在让法律面临一次公信力的挑战。

　　3月19日，故宫失窃案嫌犯石柏魁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据悉，这还是故宫历次失窃案中判处最轻的一起。此前故宫发生的多起失窃案，除至今尚未破案的除外，其他案件犯罪嫌疑人不是被判处死刑就是无期徒刑。其中，还包括两起盗窃未遂案。

　　出现这样的结果，显然与故宫的“特殊地位”是分不开的。但是，从法律层面来看，似乎又缺少有力的证据和说服力。即便石柏魁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判决过重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

　　判决当然不能受外部因素的干扰，但是，又不能不倾听外部的声音。因为，从近年来多起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审理情况来看，如果没有民意的介入和公众的参与，极有可能会出现判决不公，甚至暗箱操作的现象，如邓玉娇案。即便如此，有些案件的审理和判决，仍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虽然相比于一般的场所，故宫确实有些“特殊”，故宫的“宝物”也价值量较高。但是，这并不构成故宫可以超越法律加重盗窃者罪行的条件。只要不发生勾结国内外文物盗窃、贩卖团伙等行为，它仍然是一起普通盗窃案，其处理也只能依据普通盗窃案的程序和要求，对盗窃者量刑，而不是加重处罚。如果这样，对故宫的管理者，也同样应当按照加重处理的要求，从严处罚。问题是，对故宫管理者应当承担的责任，至今没有认真追究，却对盗窃犯从重追刑，显然是不公正的。

　　而从石柏魁案件的审理和判决来看，所以产生量刑过重的感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量刑依据存在疑义。如，“石柏魁在故宫博物院内采用破坏性手段实施盗窃，致使三件展品至今无法找回，其行为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认定为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并在有期徒刑十年以上幅度内量刑。”那么，这里所说的“破坏性手段”，到底存在怎样的破坏性呢？三件展品至今无法找回，与破坏性手段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呢？如果这也可以构成量刑的依据，我们不禁要问，故宫91年丢失的5件宝物，至今没有破案、没有追回，是否也应当以“保护性不够”、“责任性不强”、“造成严重损失”等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呢？

　　而事实上，只要是盗窃，就必然会采用“破坏性手段”，虽然破坏的方式有所不同，但目的都是一样。就像将盗窃的汽车、摩托车、电动车异地销赃，哪个不是“破坏性行动”，又有多少能够追回。如果因此而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盗窃一辆高档轿车，至少得判上10年以上。如此，领刑者将会大大增加。

　　尤其值得追问的是，既然偷盗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故宫的管理者们将某些也可以认定为文物的场所进行商业经营，甚至开发，算不算“破坏性行动”呢？要不要按照情节特别严重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呢？

　　实际上，公众对故宫失窃案判决结果的关心，并不是冲着石柏魁而去。既然石柏魁触犯了法律，就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关键是，司法部门在处理故宫失窃案过程中，竟然屈服于故宫地位的特殊和强势，难免让公众产生这样的担忧，那就是当自己的权利遭受强势部门、强势群体的侵犯时，能否得到有效保护。如果这种担忧演变成心理焦虑和对法律的认知，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从这个层面来看，故宫失窃案的判决，也是对法律成色的一次检验，对司法公正性的一次考验。如果判决结果得不到绝大多数人(包括法律工作者)的认可，法律乃至政府的公信力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