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卫

　　邓平祥是湖南新艺术的肇始者之一。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便开始了新艺术的探索，并与贺大田、刘采等人共同组织成立了湖南最早的民间画会----磊石画会。可以这么说，湖南艺术界的思想解放，邓平祥立过拓荒之功。正因为如此，后来的湘籍年轻艺术家对他都倍加尊重。

　　我知道邓平祥是在八十年代中期。那时候，我正潜心学画，满世界寻找学习资料，邓平祥就是在我如饥似渴地搜索中遭遇的。不过，我最先看到的不是邓平祥的画，而是他的文章，是他撰写的有关“第三代画家”的评论。之前，我虽然知道画家陈丹青等人，也很赞叹他们的画技。但对他们的作品所反映的时代精神，以及艺术史的价值并不清楚。经邓平祥的理论分析，我这才幡然明白，在艺术家的感性冲动背后，还有一个更为广阔的理性文化背景。艺术的价值呈现，就是因为关乎着这样一个背景，并将其有意义的部分提升出来，成为了时代的象征。我由此感到，理论在艺术史转型中的重要性。如果说在一个价值完整的传统社会，理论可以退而次之，艺术家的创作只要吻合那个社会形态，便总会有知音。那么，在一个价值动荡的年代，理论的阐释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没有这种思想理路的铺垫，任何试验与探索都会给人一种“乱弹琴”之歉。这，就是我当年读到邓平祥对“第三代画家”论述时的感受，有一种醍醐灌顶似的开悟。

　　多年以后，我从艺术创作转到艺术批评，如果追究起来，邓平祥也是我的领路人之一。

　　我跟邓平祥认识，是通过中央美院的邹跃进，那已经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事了。此时的邓平祥，已是响誉国内的美术理论家；而我，只不过是个刚刚涉猎艺坛的后生崽，混在举目无亲的北京。我至今还记得与邓平祥初识时的情况，就在邹跃进的宿舍，我们三个湖南佬席地而坐，用地道的湖南腔相互攀谈着，确有一种“久汗逢甘霖，他乡遇故知” 的温暖感，让我一扫飘泊在外的凉意。

　　人生就是这样，虽然痛苦催人奋进，但有时人也需要知音，需要温暖的慰藉。所谓“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东晋·陶渊明《咏荆轲》)可见，慰藉也可以化为动力，知音更是能够转换成创造历史的冲动……

　　后来的邓平祥，从海南转入北京，也跟我一样成了“京飘一族”。再之后，他在北京昌平区的上苑村购买了一户农舍，基本上把脚落在了北京。这使得我们有了更多见面的机会，尤其是后来我也转到艺术批评，常与邓平祥一起参加某些学术活动，聆听他的思想报告，从而对他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总的来说，邓平祥是一位忧患意识很强的理论家。这可能跟他出生的年代，以及经历的历史变迁有关。即作为解放前出生的人物，经历过二十世纪后半叶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尤其是经过“文革”浩劫，目睹了专制的残酷与黑暗，所谓生于忧患，也就必然会对此做出批判性的反映。所以，他的批评实践，不在理论方法，而在价值诉求，在于如何抓住人性、自由等普世主义原则。这使得某些侧重于方法论的后现代理论家颇为不屑，认为邓平祥的方法论缺失是知识老化，落伍于时代的表现。但我不这么看，知识不能等同于知道，方法也不是思想的终点。如果只是把知识当技能，将方法视为“圣学”。那么，我们永远只能徘徊于“实在性王国”徘徊，而抵达不了“价值王国”，也就不可能将其转换为“社会的良心，人类的理性”(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了。

　　康德说过，人类有两个东西思考的越多，思考的越久，就越显得崇高：一个是天上的星星；一个是人类心灵深处的道德律令。这是康德沉浸在知识领域最后总结出的结果。他告诉我们方法不能解决一切，更重要的是仰望星空的能力与遵从心灵的召唤。邓平祥像康德一样向往这样的崇高，尽管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已愈显孤立。但我相信，他在星空下的仰望，还是一定会抬高历史的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