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王馆您在当时做广州摄影双年展的时候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王璜生(微博)：其实也挺简单的，就是说觉得双年展来讲，这样一个平台的东西，应该做得更为前沿、更为学术性一点，它跟摄影节或者是跟摄影年会等等还不太一样，它可能会更国际化，更为前沿，更有问题一点，从这个价值考虑去做展览，也是三届做出来沿着这样的一个思路在推进。也还是做了有一点影响，就是这么简单，没有想太多，既然做了就努力做下去。

　　记者：做广州摄影双年展的时候是每年针对一个主题去做？

　　王璜生：是，第一年的主题是有关城市，从城市这个角度是一个起源，因为摄影的起源跟城市化的发展，现代工业的发展等等，这样一些摄影界的理论等等相关，因此首先第一届是“重新认识城市的问题”或者重新面对城市的问题，就是城市。

　　第二届也是针对中国当代摄影发展过程，从1978以来的中国沙龙摄影，香港沙龙摄影的发展，他们所带进来的有别于中国一般的以前很晚的新闻摄影，以宣传类新闻摄影一样的东西，还是考虑摄影独立的艺术性，还有慢慢的发展为社会性等等问题的揭示，摄影专业、艺术的独立，一种发展的议题去思考问题，第二届是这样的一个考虑。

　　第三届也结合数码艺术或者是像新的媒体，就是跟现代化的进程，跟目前的传播方式相关，摄影在里边扮演着既非常尖锐的面对一个社会现实，能够很快地反映社会现实，得出传播方式，去影响社会跟公众，这样一些角度来做的第三届的展览。

　　记者：不仅是广州摄影双年展，中国很多活动都面临着一个持续性的问题。

　　王璜生：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的文化为什么发展这么糟糕的问题，我觉得文化发展是一个接力棒，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不能说一代人，就是一组人接着一组人持续地做下去，但是中国很多事并不是这样的，可能是个人有个人的想法，个人有个人想要大干一番的想法，反正都是这样吧。我想包括中国这种美术馆馆长的选拔等等，这种选拔，反正中国是“官文化”。

　　记者：您有没有考虑将广州摄影双年展，就是摄影双年展的方式进行下去，比如在美院或者在其他的美术馆，有没有可能进行这样的摄影双年展或者是摄影在美术馆的展览？

　　王璜生：美院这边我没有这个想法，因为我们这边有考虑现在发展的一些东西，其实也是很多人都在跟我谈这一点，包括在时代美术馆来做等等，有其他方面，我想我会很支持一些机构做这个工作，不是再沿用广州摄影双年展这个名字，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相关的工作我会很积极的参与跟支持。叫我牵头去做这个事，我现在没有这个精力，也不会再去做，我参与可以，可能我不会去牵头。

　　记者：这您怎么看待这种摄影节和美术馆中的摄影展的一个差异性？

　　王璜生：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我们缺的东西太多了，美术馆也法国个很好的美术馆很认真地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记者：没有专门做摄影的美术馆？

　　王璜生：对，也没有很有规划的做摄影相关的一些展览，包括自身的建立，包括跟美术馆相匹配的学术性的展览，几乎都没有，民间有一些做得还是不错，确实跟官方的方式还是不太一样的，其实是这样，因为民间有时候做起来的时候，可能不像官方组织力度很大，包括公信度、号召力等等这些都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目前来讲，国内这么多摄影节，其实还是做得有点儿“群众运动”，我想应该做的是比较好的，像三影堂独家在支撑的，很难想象怎么样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