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萧平

　　二月二十三日上午，我正伏案作画。北京惠如女士来电话：邦达师今晨八时三十八分西去了！不禁一惊，悲自心生。老师卧床数载又年高逾百岁，这一天是早已想到的，但身在此刻，仍不免为之泪下。次日，我赶往北京，在老师灵前献上鲜花，焚香默祷，又以一联拜挽，联曰：“鉴坛泰斗，齿逾百岁云山癖，讵料骤升蓬岛，苍天太酷；儒界真师，教接卌龄雨露恩，岂知时念音容，我辈何堪。”二十九日，我与正玉再度赴京，在八宝山与老师作最后的告别，送老师最后一程。看到那么多人，那么多花……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百姓……我在悲痛中又生出了欣慰：老师孜孜不倦、默默钻研的一生得到了应有的尊重，没有任何官阶、头衔的他，用实实在在的成就，赢得了崇高的荣誉。

　　邦达老师正式进入国家文物部门，专事古书画鉴定的时间，正与共和国同年。六十年来，先生饱览了国内外公私收藏的古代书画，其数以数万、十数万计，可谓古今罕见。他以宏博精深的识见和洞彻玄奥的目力，为国家抢救、收集了一件件、一批批弥足珍贵的古代书画，并为故宫博物院开辟了绘画馆，许多国之重宝上，都凝聚着他的心血与智慧。

　　先生勤于著述，在饱览、精研的基础上，撰写了《古书画鉴定概论》、《古书画伪讹考辨》、《古书画过眼要录》等著作，汇编成六百万言的巨著《徐邦达集》。他在继承传统鉴定方法的基础上，汲取了现代考古学严谨的科学手段和辨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把文献考据与图像比较有机地结合起来，系统地建立了古代书画的鉴定标尺，真实地还原了中国古代书画史的发展脉络。这在书画鉴藏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因为如此，他的离去，象征着中国鉴定界一个时代的结束。

　　笔者与邦达老师相识到入其门下，已近四十年了。回想起来，点点滴滴，无不含着温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由江苏省国画院毕业进入南京博物院，从事古书画鉴定研究工作，其时即对先生怀有敬慕之情。“文革”后期，我曾利用一次公差北京的机会，去到小石桥的宿舍拜访先生，昏昏的灯光下，我们谈了许多话，从我的学习到南博的收藏，还有他所认识的书画文物界在南方的朋友……而真正拜在老师门下，是在1978年。其时“文革”结束未久，他受国家文物局之托，南来审阅古代书画，并了解书画收藏及鉴定人员状况。在江苏由我负责接待。在南京博物院看过书画藏品后，我又与故宫杨臣彬、杨新二兄一同陪先生在常州、无锡、苏州、常熟和扬州等地博物馆鉴阅书画。次年秋，达师再度南来，我又得与同往浙江、安徽两省鉴阅书画。这两次随行游学，我的收益是前所未有的。

　　记得我因公事在身，推迟了一天到杭州，先生特地嘱咐浙博黄涌泉先生先看不重要的字画。第二天我赶到时，同门王连起兄呼道：“萧老太爷到了！”我很吃惊，他解释道：“这是先生给你的称号。你迟迟未到，先生着急说：‘这个萧老太爷怎么还不到？’不信你问先生！”达师一旁含笑，说：“看画吧！先将昨日看的那张八大山人取出来给萧平看！”那是款署八大山人的一件立幅书法，达师问我：“你觉得怎样？”我看大家都含笑不语，知是考我的，便道：“应是假的！”先生笑了，说：“对了！是仿品。”先生对于学生，只一个字可以形容，就是真，没有丝毫的虚伪，像对朋友，也像对家人一样。

　　当时先生心情很好，每到一地，在忙碌的鉴定字画与指点学生之余，仍有很浓的诗兴，夜间灯下，总有诗词之作，记游抒怀，清新隽逸，我是非常喜欢的，希望先生能写几首给我。当年十一月，我收到先生寄自北京的挂号信，附了他为我写的七首词：卜算子·西子湖朝望、卜算子·云林寺、金缕曲·游沈氏园、浣溪沙·金陵清凉山扫叶楼、浣溪沙·海陵仿宋澄清堂遗迹、扬州慢·游扬州过大明寺、定风波·淮南道中等，长长一卷，末段还画了一幅水墨小品。卷尾先生作记：“一九七九年秋日，南游苏、浙、皖三省，行踪所及辄有作。萧生平见而喜之，属书卷存箧，以为他日相忆之迹，盖数十日间，实相从无违也。十月余归京师，暇日坐东暖阁，录寄金陵，以践前诺，且博正玉夫人一笑云。”我与太太大喜过望，先生重诺如此，真是有情有义的长者！夜深灯下，重新展卷细读，在那婉约清逸的词句中，又看到了过往与先生相处的一幕幕，那真是诗情画意的美妙时光！

　　达师受家庭影响，自幼喜爱书画。十余岁即开始学习书画和书画鉴别，分别拜师李醉石、赵时棡，后又入吴湖帆之门。年不及三十已闻名江南。他从一开始，就是书画实践与书画鉴别齐头并进的。

　　南京博物院藏有黄公望八十一岁作《水阁清幽图》，七十年代末，我陪先生看此画时，先生忽问我：“此画有问题吗？”我答：“应是真迹”，先生又问：“有毛病吗？”我实在看不出，先生一笑，指着左下部说：“这一角原已残缺，是我青年时补画的！”真是天衣无缝啊！修复名作，画技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对于原作和原作者的深入认识。先生齐头并进的两手，正好解决了这一名作的缺憾。

　　1989年秋，我陪先生在无锡博物馆看书画，看到一幅奚岡仿王蒙《松溪高逸图》，先生说，此图是他拜师李醉石后，李师嘱其临摹的第一幅作品，前后临过三、四遍，其时他年方十八。后来一位加拿大朋友携画请我看，画轴打开，正是达师临摹奚岡的山水。在我的印象中，二图形神皆似，难分伯仲。

　　我也藏有先生数件临古佳品，其一拟王时敏《绮林青嶂图》，小青绿，正如题识中所云：“于艳冶中有古淡之味”，可谓极妙。1993年我以此图示先生，并请他题诗塘，一日后他题就交我，题云：“此余早岁习王太常青绿法，用笔过于嫩弱，甚为愧愧。戈父(我的别署)仁弟不知从何处收得之，出示并属再书其端，实不足存也！”此图在许多行家眼中，都属大似王时敏的佳构，且出于先生二十几岁之手，他竟自谦如此，这自谦又绝无虚意，是先生对于自我追求要求极高的反映。这样严酷的自律，才筑就了大成功的基础。更妙的是先生1938年与江寒汀、陆抑非三人合临的华喦《海棠墨兔图》，1998年我从香港买到此图带回南京，宋文治先生展开一看，便连声称道：“可以乱真！”是的，可以乱真，就是达师临摹古代绘画所达到的高度。他的这方面的深厚功底，尤其是对于古画中的属于文人画的临摹水准，至今很少有人能够达到。除他的天赋外，是他对于古人笔墨境界的透彻认识和理解所致。他的这一功底，在三十岁前即已练就。对达师而言，这既是提高画艺的手段，更是探求古人玄奥，促进鉴定目光深入的途径。

　　先生于绘画，山水、人物、花卉俱擅，尤精于山水，由本师上溯清之王时敏、王原祁，明之董其昌，元之黄公望、王蒙，直至宋人郭煕。由于他画、鉴并进的特征，他深刻了解历代山水画传统中演变发展和离合之迹，从流溯源，终窥全豹，这便是先生高于单一书画家的地方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应郑振铎先生之约举家迁京之后，由于全心投入繁忙的书画鉴定工作，与笔砚日疏，几乎中断了二十多年，直至七十年代后期才重拾笔墨。“文革”的经历与风浪，使他的笔下多了些许沧桑，多了些许厚重。他几乎无须恢复的时日，笔下如有神助。

　　1984年5月，我与达师赴合肥出席弘仁艺术国际研讨会，会后组织去黄山游览。其时先生已届七十四岁高龄且身体瘦弱，仍能坚持登山到北海始信峰。这大约是他一生中走得最多的路、登得最高的山。尽管疲劳异常，先生却不减诗兴与画兴。同年七月，他自北京寄我《水调歌头•游黄山并图》一卷。词曰：“风送到黄岳，夕寐见山灵。笑余身着尘滓，何事向苍冥。要就无边云海，洗换烟霞骨髓，列洁始同程。六六数峰顶，始信万松青。芙蓉面，连拊掌，正偕行。逦迤翘首看处，山转不能停。侧帽清凉台畔，海国几多才俊，呼唤一生情。翠麓下千仞，暮霭已招迎。”词中豪迈洒落之语，不登此山恐难得也！先生补图作奇峰怪石出没烟云之中，笔苍墨厚，亦大有别于昔时，这些都是黄山感染的结果。先生之于山水写生，重在体会，一如其诗、其词。他曾对我说：观其大意，写其大意，方不被实景所囿。这才是中国山水写意的真谛。

　　1987至1989年是他创作的高峰期，其间他多出游，但画兴甚浓。我藏有先生所作诗书画册，册末自题曰：“余近岁时时出游，此册纸携在行箧，自穗历鄂成诗画各十幅，首页则犹在京寓也。兴到命笔，虽不工然尚小有可观，识者当知其非泛泛之作耳！”在先生的笔下终于露出了一些些兴奋与自得。十幅画，幅幅精美，厚重的传统因素之外，有变化，有新意，有创造。还有他自家独立的面貌和风格。他画虬松，上不露巅，只取中段，出没烟云之中，画境画笔无不妙。又配以《画松图歌》，首句为”天下何人画古松？”末句是“敢并騒坛不世功！”其不凡的气概可以想见。他画《榕荫闲憩》，用大片云雾完全隐去大榕树的下端，而以飞鸟衬托其高大，构思奇特，题识更绝：“或问题曰闲憩而不着人，何也？答曰：人在画外，意在画中。”有趣有趣！又画云山，似米非米，在大片的皴擦点抺中，烟生云起，山雨已至。先生自题曰：“点墨云山，侈言学米。我自我法，天心一体。”先生的自信和独立不是十分清楚了吗？哪里还有保守可言。要知道，对于传统的透彻理解，必然会远离保守，必然会变化出新的。达师晚岁在绘画上的成就，完全可与古今大家比肩的。

　　龚贤说过：“作画难，而识画尤难。天下之作画者多矣，而识画者几人哉？使作画者皆能识画，则画必是圣手，恐圣手不如是之多矣！”龚贤无愧于一代大家，他的这段文字对作画与鉴画、画家与鉴家作了精确的评价。

　　1995年，达师曾对我说：易培基盗宝案审理，是请黄宾虹先生鉴别真伪的。其中，马麟的《层叠冰绡图》与王时敏的《杜甫诗意图册》，黄先生认为“太新”，定为赝品，所以一直留存在法院。五十年代，达师亲来南京，取回归故宫收藏至今。九十年代初，先生得到一件南宋院画水仙图，有齐白石老人边题，题曰：“恽寿平真迹”。竟相距五百年！可见画家与鉴家之别如此大也！先生告诉我这些例子，意在说明鉴画重在透彻二字，仅懂大略是无济于事的。

　　我藏有清初松江诸生张溍(字子晋)墨笔山水画页，画笔与董其昌极似(胜于赵左、沈士充)，九十年代中在金陵饭店，我曾以此图示先生，远远一见他便说：“玄宰吗？”待细看时方觉“还是有差距！”在董其昌的大量仿品中，有无张溍的手笔？先生说，这又是一个新题目，我们要时时跟上新出现的东西，掌握的实物资料越多，我们的底气才越足。

　　1990年我购有一本《董其昌画集》(1989年版)，翻阅时发现其中若干作品有问题，1993年先生来南京时，我便持册请他审阅，他发现了更多的问题，并在册上一一注明，甚至对序言也加了评语。最令我难忘的是，他指出其中第三十九图《烟岚云水》为李醉石仿作，其款识疑为虚斋门客徐俊卿所为；又指出第五十六图《水墨山水》是张大千所仿作。经他点出，越看越觉得有理。李醉石是他的启蒙师，一眼看透尚不觉奇。而对于张大千，他平时并不过多留意，也能一语中的，其眼力之犀利可知矣！

　　还是董其昌，南博藏有仿米山水卷《昇山图》，一直定为真迹佳品者，1978年我陪老师阅斯卷时，老师发现其中问题：款识真而画伪，款、画之间纸有拼接，是先有真款而后伪作其画的。并当即指出画为朱昂之所作。那时我因从未见过朱氏仿米山水，感觉并不深刻。几年后，我见到了两帧朱氏仿米山水扇面，与上述手卷如出一辙，不禁心中一震，当即买了下来，为的就是替老师的断语作证。老师胸中储存着多少图像啊！

　　1984年8月，我们一家人陪先生在连云港消夏，一次聚会中，先生忽发雅兴，唱了一段京剧，这是我唯一听到的一次，那接近于余叔岩的老生唱腔，令我至今难忘。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痴迷的京剧票友，与荀慧生、张君秋等京剧名家都是朋友。他最后卧病在床的几年中，更时时与电视播放的京剧为伴。

　　同年夏末，我与先生归程过淮安，在淮安博物馆鉴阅了一批明墓出土的书画。出土艺术品通常都会认为必是真品，达师却不以为然，一切都以物品的自身品质为依据。淮安明墓出土书画中名声最大的元人任仁发、王渊两作，先生反复审阅，最后还是否定了，那是明人的伪作。而明代宫廷画家李在的简笔山水、画梅专家陈宪章的墨竹，都是少见之物，先生根据其气息与笔性，确定为真迹。并对我说：画家的一般应酬作与慎重的佳制是有区别的，前者率意简略，后者认真用力。这些都是面貌上的差异，而气息与笔性是不变的。有了这次经历，后来我在苏州博物馆看到出土的徐渭《青天歌》卷时，就没有疑虑地提出了自己的否定意见。

　　1996年12月，我在新加坡接达师夫妇来游，这是先生唯一一次南洋之旅。我伴他们游了水族馆与兰园，在陈氏艺潮楼、杨启霖先生寓所看画，出席艺雅鉴赏社的活动，并与诗家学者潘受先生晤叙……这是先生难得的闲适轻松的时光，其间我们谈了许多事，比如看到吴湖帆先生鉴题的画，就谈到了他与吴先生的相识、拜师到疏远经历。其中让我最为难忘的是，1942年汪精卫六十岁时，吴湖帆率弟子们画册页(每人一页)相贺，作为吴门弟子的他却严词拒绝，体现了一个爱国学者的民族气节。当我问起上海博物馆一本王时敏山水册的鉴定分歧时，先生说：他曾借湖帆先生收藏的王画册子临摹，摹就后将真本与摹本一并送吴先生审阅，吴将两册都留下了……不知何时摹本加上了王时敏的款印竟流入了博物馆。这种“游戏”确实曾在一些大家中流行，达师是无辜的，他在感叹之余，告诫我不能盲目相信权威。先生对他的老师是敬重的，每每述及都含着深情。四十年代去台湾的陈定山先生并非他的老师，但对他的诗词有帮助，他在晚年还时时念着，并委托友人张子宁带诗信问候。但是在是非问题上，先生坚持实事求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是一种可贵的精神！

　　2000年11月6日，九十高龄的达师亲临昆仑饭店嘉德古书画拍卖现场，举牌从七万元始到七十五万元落槌，竞得王原祁七十三岁所作山水立轴，在场者无不为之惊异。

　　先生得画后，悬之书房，观之赏之，有无尽的乐趣。次年春，我去北京看先生，刚刚见面，他便说：“王原祁那画重新裱过了，你再看看吧！”看画中，他兴奋地对我说：“这就是中国的‘印象派’！”是啊，王原祁晚年在山水画上有较大的变化和突破，造型更趋抽象，用笔更加老遒，设色更为大胆，所谓“不在取色，而在取气”。格外强调的是主观感受，是对于传统与造化的再创造。这就与十九世纪下半叶兴起于法国的印象派及经过变革的后期印象派，有了相似的追求和特征。需要指出的是，王原祁早于西方印象派两百年。

　　这件事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先生对于中国书画的精华是爱之入骨髓的，九十岁还欲罢不能，由至爱而进入的研究，是他大成功的重要因素。二是先生研究并捍卫中国书画的优秀传统，但他的研究方式是开放的，他甚至在中西文化艺术的比较中，确立中国书画的正确位置。

　　诗与词，是先生的所好，也是他的所长。与老友的诗词唱和，是他人生的一件乐事。他的忧与乐，他的情怀与兴趣，只有在他的诗词里才有着蕴藉、细腻而透彻的反映。师母与我们都希望他能出一本诗词集，但先生坚持不肯，问其理由，他总说非其所长。对于自己学问、专长的苛求，是先生的一大特点。与今天浮躁学子不择手段地追求名利对照，真有天壤之别啊！

　　不但对自己的诗词苛求，即使是他用心最多并被视为权威的书画鉴定，他也是苛求的。年近九十时，他对我说：“鉴画一事，越研究问题越多，真是越来越难了。”对于社会给他的“权威”与“徐半尺”的称号，他很不以为然。他说：没有什么“权威”可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与短处。有的画看一眼就可以真伪立断，有的可能要再三研究才能作定论。只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少出错误。先生这样讲，也必是这样做的。记得1984年合肥弘仁研讨会同时有一个“四僧画展”，其中一件石涛山水我觉得有问题，与先生同去用餐时走过画前就便请教，那是中午，装画的玻璃框有反光，先生看了看说：“画得不好，但不一定假吧！”尔后，我正在反省自己对那画的判断，先生过来说：“刚才光线转好，我又去看了一遍石涛那画，你的怀疑是对的，确是伪品。”老师毫无顾忌地在学生面前修正自己的意见，这正是先生最为可贵的品质——真诚。他不但对人从不造作，胸怀坦荡，对于学术和事业，更是敞开心扉，一片真诚。我想，正是真诚二字，造就了他人生事业的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