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处于变化世界中的博物馆：新挑战，新启示”。现实是，我们的世界变化得比任何时代都快，甚至加速度都在变快，而“挑战和启示”这样的词语于博物馆而言却显得生疏。对于“改变”，我们或许尚能达成共识，博物馆需要改变，但对“怎样改变”，却莫衷一是。未来几年内，我们的博物馆因面对所谓的“新挑战和新启示”而“或许”应该推动一些“改变”。

　　第一，博物馆的管理体制。“谁来管博物馆，怎样管博物馆”，这是关键性问题。如果“博物馆为公众服务”这个博物馆的核心理念能够成立的话，那以此为逻辑出发点的博物馆工作应该以与此相适应的管理和监督机制为保障。所谓的“收藏、研究、教育”的博物馆核心功能必须围绕这个核心理念而展开。对公立博物馆而言，博物馆是代替全体国民保存国家财富的机构，文物或者其他博物馆藏品的产权属于全体国民。如何“处分”这笔财富实际上是全体国民层面而非具体某个博物馆的问题(私立博物馆另当别论)。

　　无论从博物馆的社会属性来看还是从博物馆本身的性质来看，过去的政府主导的行政化的管理恐怕已然不适应博物馆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已经启动了一些相关课题的调研，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理事会制度”。 经过在世界各地长期的发展，经受各种考验，它已然完善。“理事会制度”对提高博物馆管理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大有裨益，也比较能理顺博物馆的决策、管理和监督的关系。此外，“理事会制度”实施起来成本相对较低，比较有章可循，可行性较高。目前看来，这也是未来中国公立博物馆所能选择的“相对较优”的一种管理模式(私人博物馆好像建立理事会的热情比公立的高，无论原因，总是好事)。

　　“理事会”作为博物馆的最高管理机构行使决策权，其内容包括重要的人事任命、主要规章制度的废立、展览等重大项目的设置、年度计划和长远规划、年度预决算等。理事会成员来自政府或相关管理部门、重要学术机构和其他相关社会机构(比如大学和研究院所等)，还必须包括一定数量的独立代表。理事会成员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且长期关注博物馆，对博物馆的具体工作和发展方向清晰了解。这样才能保证其各项决策能真正围绕“博物馆为公众服务”这一核心理念而实施。另外，理事会中的相当部分成员应具有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这对公众了解博物馆、增强博物馆决策的社会认同度均会大有帮助。

　　博物馆的决策过程要公开、透明，这是大方向，与其社会倒逼不如主动选择。如果说，管理和决策的结果要符合博物馆的核心利益和理念，那过程的保障是关键，不然结果无从谈起。

　　第二，建立完善的博物馆的阐释体系。阐释包括了博物馆的工作的所有部分，也是博物馆教育的核心。所谓“博物馆的阐释”就是博物馆怎样“用物来感染人”的全过程。博物馆“阐释体系”从最大、最复杂的博物馆建筑到最简单的“说明标识”，体现了博物馆的全部理念。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展览，我们目前对展览的阐释最主要的方式是讲解和展厅里的说明文字，另外也包括相关活动、书籍和其他一些多媒体手段等。根据近十年来的观众调查，上海地区观众对于展览讲解的依赖度大概在百分之三十左右，全国的平均水平大概是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在上海博物馆大概三个观众中有一个明确希望有讲解，一个明确不希望有讲解，还有一个不置可否。这样的数据说明了许多问题。首先，合格的展览本身不需要讲解作为充要的阐释手段，展览不应该让人在参观的过程中有理解障碍。展览有自己的语汇，用展品和辅助手段组织起传播对象能够接受的故事线(这个过程我们的国外同行办一个展览要花若干年工夫，这也是他们展览做得慢的主要原因)。无论怎样的语汇，其存在的前提其实就是能够被理解，展览语汇不能被理解或者不完整而需要靠讲解的方式来补充完善实际上说明了展览的遗憾和缺陷。讲解可以有，其功能主要是沟通和互动而非对展览本身内容的解释。就好像电影不能只靠旁白来解释情节一样。其次，讲解这种传播方式本身局限就很大。许多讲解员背讲解稿，最后的结果是一知半解，知其一不知其二，往往“说一句错一句”，误导观众也误导展览。即便针对不同观众准备不同的讲解稿也是刻舟求剑，很难有好的效果的。最后，从参观者的角度而言，学习和受教育是两种概念。一主动，一被动，参观的过程本身是“五感联动”的过程，听觉不应该成为主要信息来源。其实当你在“听”的时候几乎无法“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多观众在参观后印象最深刻的是讲解员而非展览的原因。可惜了。其实看展览说明文字的写法就知道为何我们还有三分之一的观众需要讲解了(我们的通识教育远不如许多先进国家，对前置知识的掌握其实比人家少)，但极简的信息(即便在艺术类博物馆也并非最理想的选择)却是许多博物馆的标准配置。第二个例子，博物馆里的各种细节。展厅进口的位置、光照强度、温度、厕所的位置、凳子的数量位置、茶室和餐厅、“七十岁以上老人”还是“长者”、 “残疾人”还是“行动不便者”、是微笑还是严肃，不多说了，这些都是阐释，这些都属于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比“器物分期”重要多了，因为现代博物馆教育的核心就是民主的精神和求智的信念。

　　建立博物馆阐释体系的工作很重要，要有专门的团队负责，这直接决定博物馆的水准，也决定了博物馆能否“好玩、好看、长知识”。当代博物馆比的不是馆藏的数量，是利用馆藏的质量。在这点上，国家级的大博物馆和社区小博物馆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大家都有机会当模范。

　　第三，世界眼光和世界精神。这和博物馆的三大核心功能都有关系。以收藏为例。我们习惯于盯住中国，不错，但不够。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性的国家，博物馆的功能在于增强区域中不同人群的认同。只收藏中国是不应该的，要有对世界的研究，要有面向世界的收藏。研究是基础，不仅仅是古希腊、古罗马或近代欧洲，更重要的是东亚、东南亚、中亚、南亚、中东。不是搞“殖民主义”，是真正认识我们的邻居，是从“他者”理解“自我”，是“同情之理解”。收藏一件价格上亿元的中国文物当然好，但上亿元几乎可以买来一个展厅的东南亚收藏，我们总不能再过二十年还是只知道印尼民歌吧。从无形的思想到有形的物件，博物馆有必要提供平台和资源。

　　第四，超越时间的限制。记得某年的博物馆日的主题是“为明天而收藏”，很好。博物馆不是过去的总结更不能是坟场，而应该是未来创意的灵感来源和基础。是巨人的肩膀，承载未来的一小步。“收藏当下”应该也必须是博物馆的责任，不能逃避也不可逃避。会有风险的，但这种风险总比不收藏的风险小。原来大都会和Moma(纽约当代艺术馆)也有过时间上的君子协定，后来不了了之。不是他们不讲规则，是这样的计划和规则无法讲。最近几年大都会最好的几个展览都和服装有关系，MacQueen的巨大成功就是一例。相同的例子还有大英、V&A和泰特，大英把徐冰的“山水”放在一进门的第三展厅，把展望的太湖石放在千禧中庭，不是为他们树碑立传，是态度和立场，开放和多元的态度，面向未来的立场。

　　第五，转变人才培养的思路。吸引一流人才，恐怕还只是一方面。每年都看到很有潜力的年轻人离开博物馆，会悲伤。博物馆的工资谈不上高，规则和要求很多，“传统”有的时候会让人透不过气。不要“苛求”，要容忍“失败”，这样才会有坚持和创新的动力。作为职业的博物馆人和作为事业的博物馆人还是有区别的，没有人，事业是没法发展的。

　　我们对现有人员的培训思路要改变，要改变单纯的“坐十年冷板凳”的思路，要在工作中打造一流人才，要让团队有成就感。博物馆职业教育要跟上，博物馆工作者要懂得“博物馆学”，这个才是博物馆里的“一级学科”，是必修课。如果艺术博物馆的培训专注艺术史，历史馆纪念馆重点讲历史，科技馆自然馆只聚焦自然科学，那我们的博物馆的一流团队大概很难浮出水面了。博物馆要有平台意识，博物馆人要准确把握博物馆的文化立场，这个是进一步深入专门的“学科研究”的前提。日本的“学艺园”制度可以借鉴，有些细节可以修正，但要有准入机制和对基本素养的培育。

　　无论艺术类博物馆、美术馆、历史博物馆、科技馆、专题馆、自然馆还是动物园、植物园、水族馆或者纪念馆、规划馆，其实都属于博物馆的范畴，面临的挑战和启示其实有许多共通的地方。我们的大学和博物馆对口的科系都是文博系，偏重的是历史、艺术、考古。至于教育、策展、营销、活动组织、宣传、服务这些要素却很缺失。其实大学里的博物馆专业应该上升到“公共文化管理”的概念上操作，这样才能做好博物馆的工作。

　　最后，说说上海。我们在建设“四个中心”，里面没提文化，不应该。我知道上海的文化人不服气，全国其他地方的文化人也“看不懂”。“公共文化体系的建设”是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博物馆又是公共文化体系中间的核心，是原点，其实也是终点。巴黎、伦敦、纽约为什么是世界城市，真的不是因为他们是金融中心，而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力量。一流的人愿意留在那里真的不止是因为那里空气好，而是因为那里的文化吸引力。金融中心的建设很重要，但文化的建设是每个人的事情，这个城市怎样才能有温情，怎样才能孕育创意，怎样才能有吸引力，怎样才会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和全世界的人认同，博物馆能做和应该要做的事情太多。这是责任。在大英博物馆里，你会发现中国人第一个到33展厅的右半边，印度人第一个去33展厅的左半边，日本人、韩国人也一定会去日本和韩国的展厅，希腊人去看Elgin Marble，埃及人在看木乃伊和亡灵书，一开始或许还有些许的羡慕妒忌甚至愤恨，后来，大概只会剩下感叹，人家对待我们的文化的态度让我们的博物馆人也会感到钦佩，然后是不安。

　　我们做得还不够好，或者起码还能更好。我总觉得博物馆或许不会是社会生活的中心(虽然我们真的很希望她是)，但起码我们需要努力，努力以后它输给金融，输给政治，我们认了。不努力，肯定要直接被边缘化。被边缘化的博物馆对我们博物馆的工作者而言，那是事业的失败，对国家而言，那是文化的损失。因为一百年后，能留下来的东西都在那里面了，全部的情感和记忆。

　　(作者系博物馆从业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