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市场:下一波潮流谁做主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6月08日 15:23 新浪收藏 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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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波潮流谁做主?

  ——首届国际艺术论坛纪要

  时间:2012年5月17日上午:30—12:30

  地点:香港君悦酒店2层3、4号厅

  学术主持:龚继遂(美籍华人艺术市场研究专家、中央美院特聘教授)

  会议主持:王雪芹(《画刊·今日中国美术》执行主编)

  发言嘉宾:

  金秀炫(阿拉里奥负责人)

  郑林(当代唐人艺术中心负责人)

  劳伦斯·何浦林(香格纳画廊负责人)

  季玉年(香港季丰轩画廊负责人)

  贾伟(保利国际拍卖当代中国艺术部总经理)

  出席嘉宾(以姓氏拼音排序):

  Laurazhou(白立方画廊香港负责人)、冰冰(仁画廊)、池刚(雅昌艺术网副总经理)、黄燎原(现在画廊)、胡丹洁(中央美院艺术市场专业硕士)、李大钧(微博)(百雅轩画廊)、李兰芳(艺·凯旋画廊)、李宜霖(亚洲艺术中心-北京)、李宜勋(亚洲艺术中心-台北)、林岱蔚(林舍画廊-台北)、林岱隆(林舍画廊-北京)、刘尚勇(微博)(荣宝拍卖总经理)、谭精忠(台湾收藏家)、田原(空白空间画廊)、王新友(偏锋新艺术空间)、乌斯·麦勒(麦勒画廊)、谢尚晋(民生银行艺术品投资顾问)、谢素贞(策展人)等。

  王雪芹: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百忙之中参加我们此次论坛。这次在来香港的飞机上就已经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气氛,遇见了很多业内的朋友,足以说明大家还是很重视这次博览会。昨天我们也到了现场参观,觉得这次香港艺博会的阵容很强大,跟想象的还是有一些差距。

  我们之所以策划这样的一个论坛,是希望能引起中国本土画廊和藏家的一些思考。今年的香港艺博会是被巴塞尔收购的第一年,因此也是西方画廊大规模进军亚洲的第一站,对我们本土画廊业乃至整个当代艺术生态会有哪些冲击,这是我们杂志很关注的话题。

  从去年开始有一些大陆画廊陆续来香港开设分部,这些画廊来了以后会遇到哪些问题,他们将如何开拓香港艺术市场,并将大陆艺术家带到有可能成为亚洲乃至世界艺术品交易中心的城市,我想很多人都会感兴趣。

  我们杂志从今年开始也在拓展香港地区的发行以及组稿工作,作为艺术界的观察者,我们希望能参与到这种变化的进程中,并做出自己的贡献。下面我把时间交给我们这次论坛的学术主持龚继遂先生。

  龚继遂:我们此次的论坛主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当代艺术作为国际现象,在香港艺博会上,有这样一种新的问题呈现出来:我们本地藏家、中国藏家会不会逐步接受中国之外的当代艺术?另外国内艺博会和香港博览会在专业呈现、配套制度和学术建设上,会形成什么样的竞争和互动关系?第二个问题是讨论下一波潮流是什么,由谁来决定。

  先讨论第一个问题:我们大部分嘉宾都是上海、北京艺博会的常客,我想问问在座各位,无论是参加内地的艺博会也好,还是香港艺博会,在销售作品和培养藏家之外,艺博会对你们而言还有什么其他的重要作用和功能?先请阿拉里奥北京的负责人金秀炫女士谈谈。

  金秀炫:我参加的很多国内的艺博会都不太国际化,它们没有专业的系统,也没有更广泛的内容来供我们讨论当代艺术的风格和由来。香港艺博会与之前的艺博会相比,带来了很多突破,所以很多画廊参加艺博会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新的藏家。除此之外,当代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博览会一起发展成长的,以这次的香港博览会为例,它的成功举办就是艺术的整个生态系统发展的结果。画廊与艺博会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艺术的发展空间才会越来越大,这是对等的关系。

  龚继遂:下一个问题我想交给劳伦斯先生,他曾经成功在中国挖掘了一批前卫艺术家,并把他们介绍到西方。以这次的香港艺博会为例,大量的西方画廊带来他们的作品,虽然他们与中国当代艺术的视觉体现和具体表现内容不一样,但我们承认当代艺术是一种国际现象,并且有一种大体相同的展示体系。劳伦斯先生是否认为中国藏家也会逐渐接受西方或者中国之外的当代艺术作品,成为他们收藏一部分?

  劳伦斯:中国很大,人口众多。我相信,迟早总有些人会喜欢收藏西方的艺术品,这不是一个问题。就像有人会喜欢印度尼西亚艺术,日本艺术,非洲艺术一样,任何伟大的艺术品,都是会被人发现的,“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但是不是每个这儿的人都会喜欢西方艺术,我也不知道。事实通常都存在于之前提到的两个极端之间。

  对我来讲,最有意思的问题是:哪个西方艺术家的东西会被中国藏家接受与喜欢。中国这么大,而且人们变得越来越富有。中国可能会很快打破西方艺术家排序的一些常规,只要这儿的人们认为他们喜欢这些作品的话。举个例子:安迪沃霍尔和他的艺术在西方讲述了一些特定的东西,他成了近五十年来世界最顶尖的艺术家。他的价格有段时间也变得很疯狂。然而,要是这里的人们认为,安迪的艺术很棒,但似乎像来自过去的东西,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东西,和这里的生活关系不大,那么安迪沃霍尔仍然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但很可能有另一个贴着“20世纪西方艺术史上非常重要的艺术家”出现了。

  龚继遂:我们想问一下季玉年女士,作为香港本土画廊的负责人,她是在东道主位置上,很多中国艺术品是放在亚洲艺术的范畴内呈现的,这次香港艺博会有巴塞尔体系的作品和风格的呈现,这超越了商业呈现的范围,您认为这对于香港藏家和大陆藏家的文化视野、收藏意识、风格选择、以及对作品的期待和要求,会产生什么影响?

  季玉年:我在香港20年了,见证了香港从文化沙漠、没有艺术市场到现在已经举办第五届香港艺术博览会,所以真的挺开心的。我觉得此届香港艺博会颇有成效,他们招揽了很多国际大画廊进来。香港确实成为了亚洲艺术品交易平台,但还不能称它为文化中心,因为文化中心有博览会、人才、学校等全面配套,但我没有看到香港政府在这方面政策有什么特别政策。

  亚洲人是有钱的,但是收藏对于大家来说却是陌生的。我觉得之前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火爆,是因为很多外国人看中了中国艺术品价格很低,但现在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变得成熟了,很多藏家变得更加专业。在20年前,藏家一听到艺术家的名字就会买作品,但是现在大家都会先看是哪个艺术家,他的作品什么样?开始对学术要求提高了。

  新的画廊进入香港后带来许多名家,但是亚洲人并没有跟着热情起来,这是因为亚洲人有自己的文化背景,而艺术欣赏的品味不是立马就能改变的,这需要长远的积淀。

  龚继遂:下一个问题想问下唐人画廊的郑林先生,唐人画廊的经营风格,属于798艺术区内比较前卫、独树一帜的的画廊。唐人的信念是要把今天的学术标准转变明天的商业标准,请问郑林先生所谓的学术呈现和商业运作如何在一个商业画廊里做到平衡?   

  郑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从中国当代艺术这几年的情况来看,真正在做实验性当代艺术的画廊,不止我们一家。其他的很多画廊也在找学术和商业的平衡,但实际却很难做到两全。

  严格来讲,特别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这个问题越来越难解决,很多画廊都不盈利。所以从我们1997年在曼谷成立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像有些画廊一直希望的增加藏家和客户群那样,认为买家越多,销售量越多。实际这么多年唐人做的是减法而不是加法。可能大家都认为一个画廊名气越大,学术上越成功的时候,藏家群体应该越多。但我却认为这两者不等同。

  我们从小到大很难接触到艺术教育,所以一般亚洲人都喜欢唯美、漂亮的作品,再加上价格不贵,就会有很多人愿意买。在这种雅俗共赏的情况下,藏家普及面很广,我们1997年在曼谷成立的时候就是这种状态,当时做的展览,作品很容易就全卖光了。但当进入到当代艺术范畴的时候,情况就有所不同。欣赏当代艺术需要更前卫的观念和思想,另外原有的藏家无法接受当代艺术的价格,这些都是客户数量减少的原因。2006年,唐人画廊的分部开到北京后,更多的是在做大型装置展览,这种展览的受众面很小,所以可能原来有1000位客户,但到了2000年后就只剩下两三个客户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金字塔概念,越到高端人越少。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像在钻牛角尖一样,越是真正做学术性研究的时候,作品越难被收藏的。但有可能最终我们藏家会变成一些国际的重要机构。

  2006年是作品最好卖的一个阶段,但当时也有问题存在,那个时候的买家有80%都抱着投机的目的。真正难得的是2008年到现在这个阶段,金融危机之后还在买作品的,我觉得就是真正伟大的机构和藏家。

  龚继遂:谢谢唐人画廊的发言。下面请问保利拍卖公司当代艺术部的负责人贾伟女士,保利作为中国最大的拍卖企业,在近两年来成交总额位于国内甚至全球拍卖业的榜首。从在商言商的角度讲,作为第二市场,保利与处于第一市场的唐人画廊可以有实验、学术和商业平衡不一样,拍卖公司要求的是可销售性和商业效果,需要建立成熟的买家群体来做商业销售。你作为部门主管,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保利是主要把境外的艺术品卖到中国来,还是主要用成熟的艺术品来巩固和发展中国艺术品市场,同时把中国的作品卖到国外?

  贾伟:从2006年开始,张晓刚(微博)的作品在苏富比(微博)拍到过千万人民币,于是很多做古董和近现代收藏的人,突然之间转移到当代艺术,因为他们有一种投机的心理,觉得当代艺术资金的转化速度更快。

  到2008年的时候,藏家们突然转变,开始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再也不会听风是雨。他们开始买所谓的学术作品,也就是艺术家创作生涯当中最代表性、或者最具有艺术性的作品。但是这种作品,在拍卖市场上流通的数量很少。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的时候,藏家又有了新的变化,变得更加个性化了。在2010年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关于收藏的讨论活动,我们在探讨一个问题:应该收藏什么?很多人尤其是收藏当代艺术和刚刚进入市场的藏家都在质疑这个问题。直到今天我都觉得收藏当代艺术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即对接艺术、历史与文化。藏家收藏的不是浪漫和唯美,而是文献。

  在这个过程当中,藏家随着当代艺术的发展慢慢调整,而保利则跟着藏家调整,我们之前只是一个平台,但是现在我们是一个扬声器,通过不断做一些大型展览,让更多人来关注当代艺术,对当代艺术收藏产生兴趣和热爱。

  回到龚老师刚才说的,中国人是否会购买西方艺术?我认为在未来肯定会的,尤其是30岁以上的海龟人士,随着自己自身的精神享受和文化需求,会达到这一步。但是艺术收藏需要一个过程。这些年来大部分藏家的观念在转变,收藏不再仅仅是投资,而是可以消费的。藏家可以把喜欢的作品收藏到家里,来满足精神上的愉悦。在未来的十年,我们一定可以做到把西方艺术推荐给中国的藏家。

  龚继遂:谢谢贾伟的发言。下一个问题“下一波潮流谁作主”,保利作为扬声器,扬的是商业之声还是学术之声?如果是学术之声的话,保利拍卖能否承担这种职能?我们知道在理想的学术构建上,商业中心和学术中心应该相互吻合,西方所有的学术机构和院校对前卫艺术、当代艺术常年的积累建设,使它具有坚实的学术基础。季玉年女士作为香港画廊的主持人,接触过大量香港藏家,她说亚洲有钱,但学术却不能对接,我们不禁要问:在学术构建和商业构建上,大陆本土或者香港是否能达到初步的统一?如果没有这个统一,学术构建应当由谁来承担,怎么承担?请季玉年女士讲一讲。

  季玉年: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慢慢又形成了艺术品的交易中心。我觉得唐人画廊说的很对,许多藏家会购买便宜作品,但是2002年以后,很多年过30岁的当代艺术家作品价位已经超过百万。其实对于藏家来讲,如果艺术作品的价格超过20万元,他就希望能了解那个艺术家将来的学术地位,这就要看画廊日后如何推广艺术家。

  除了画廊之外,美术馆和基金会也要多做学术,教育不能只往商业的方向看,文化才是长远的。所以我觉得学术、教育和媒体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我对学术的建构充满了信心,因为很多国际名家和知名藏家进入中国,使得我们在亚洲本土就能有机会看到优秀的作品。另外我觉得我们还要积极推动亚洲艺术,我曾经向香港政府写过一份长达100页纸的建议,说香港应该和新加坡、韩国一样积极成为亚洲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很强调亚洲艺术的概念,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在整个亚洲区域内存在很多共鸣。

  龚继遂:多年前我到香格纳画廊参观,觉得当代艺术和传统艺术大有不同,当代艺术与齐白石和唐代瓷器不一样,它不是针对审美的,也不是为了愉悦人们,其最重要的功能是质疑体制、向生活和文化提问,这就牵扯到一个阐释系统对于收藏和市场的支持问题,这个阐释系统从系统上来讲就是学术建构,刚才季玉年女士讲,从她观察来看,香港没有做到学术建构和商业建构的统一,她寄学术建构的希望于美术馆、学院和文化团体,劳伦斯先生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全程的参与者和发现者,在西方当代艺术学术体系之外发现了中国这个题材,今天我们依然面临着学术建构的问题,尤其是面临着如何筛选下一波有社会意义的学术风格和独特的贡献的艺术家的问题,劳伦斯先生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设想?我想这是一个与你的画廊直接有关的问题。

  劳伦斯:当代艺术是一个冒险的过程, 需要的是一种对的感觉,一种理性或心灵上的认知感。

  如果你想要寻找下一代年轻的艺术家,我想你首先需要对世界有自己的认知与想象。你觉得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在未来什么会变得重要?什么不会?等等。然后你要学会把这些假设与你希望的世界变化的方向靠拢。是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变得“活跃”起来,与影响世界的发展。

  对于第一个问题,当代艺术品能给你带来巨大的灵感,试想一下梵高,他最先感觉与直接表达了个人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同样,安迪沃霍尔为西方资产阶级消费者描绘了社会的一个终极形象。

  龚继遂:在学术建设的基础上,通过商业操作和市场来筛选下一波主导潮流,这会有助于学术价值的建立还是会严重干扰学术价值的建立,我想问问唐人画廊的郑林先生?

  郑林:我觉得当代艺术最重要的就是创造性的问题,一个好的艺术家如果没有创造力,这个艺术家艺术生命力就差不多结束了。

  西方有两个大拍卖公司:苏富比和佳士得。每年以他们为主,在伦敦、香港和纽约都有很重要的拍卖。而中国的拍卖公司据统计大概有一两百家。艺术家被拍卖捧到天价以后,很多不敢再创作作品,也不敢拿出来卖,因为他很难一直维持几百万或者几千万的价格。天价的艺术家要么是真正优秀的艺术家,要么是画廊有一些手段。而另外一些很学术并且很成熟艺术家,本来好不容易画了几十年作品,能够卖几十万或者上百万的价格,但是拍卖突然拍出十万或者二十万,所有藏家都不敢再买他的作品了,这对艺术家的发展非常不利。

  我觉得一级市场也有很多优秀的画廊,但是画廊也分很多不同的层面,有做当代艺术的,也有做自己喜欢的艺术家的,这样把市场分开比较好一点。

  龚继遂:谢谢郑林先生。去年香港更关注印象派作品,因为它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审美趣味,与更有挑战性、价值不断变化的当代艺术不一样。据我的个人所见,韩国在全球市场格局里边,非常注重当代艺术的经营和收藏理念,藏品也很多。阿拉里奥画廊作为一家韩国画廊,现在不但全面介入中国艺术市场建设和商业经营,同时还试图在中国呈现一个你们所代理的亚洲当代艺术的格局,其中包括对很多印度艺术家的宣传介绍,你们认为韩国画廊的视野和欧美画廊的视野有什么不同?作为韩国画廊,又和本土画廊的视野有何不同?换句话说你们对商业角色的定位和学术视野,与中国本土和欧美画廊有什么不同?对中国市场建设有什么特殊贡献?

  金秀炫:韩国虽然国家面积很小,但是当代艺术收藏的历史很长,有很多有实力的收藏家。我们进入西方当代艺术史的时间很早,好多大藏家很早就开始接触西方当代艺术。阿拉里奥画廊就比较关注亚洲的艺术。虽然我们老板的收藏囊括了西方和亚洲,但是我们画廊的主要方向是亚洲当代艺术,所以我们代理了全世界,尤其是亚洲的30多位艺术家,其中包括来自中国、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的艺术家。阿拉里奥画廊从2004年就开始代理年轻艺术家,其实一个画廊代理年轻艺术家,是件很有风险的事情,但我们2005年在北京开分部,2008年又进军纽约,目的就是为了把我们代理的艺术家推广到各个国家和地区。

  除了阿拉里奥画廊以外,韩国还有几个特点不同的画廊,有一个很重要的画廊,是专门做在韩国很少见的西方艺术家的作品。还有很有历史的画廊,很早就开始介绍韩国近代的大师。我想要说的是,不同画廊有不同的经营方向,一定要跟着一个方向和特点走。

  当代艺术不是一种日常生活必需的刚性需求,它对文化有很高的要求。中国人对文化很感兴趣,很多人都会买一些小书画作品挂在家里消遣,但是对于当代艺术,可能发展的不太成熟,艺术的发展是需要时间积累的。美术馆、画廊和拍卖这些不同机构之间的共同发展和互动很重要,互相沟通起来才能找到发展的空间和方向。而中国目前为止二级市场比较发达,甚至超越了一级市场和美术馆的功能。

  龚继遂:说到二级市场发达,我想这是一个有目共睹一个现象,刚才我们发言人提到二级市场取代和超越了美术馆的功能,甚至超越了一级市场的功能。我经常用一句非常通俗的话来描述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区别:画求人的时候是一级市场,人求画的时候则变成了二级市场。二级市场的发达集中在对大名头、高价位和明星拍品的追求上,屡屡制造天价,于是便衍生出了虚假成交等中国二级市场的弊端和现象。

  与此同时,我们更有兴趣看到一些一级市场对年轻艺术家的选择。金秀炫女士刚才说的代理年轻艺术家是有风险的事情,其实是全世界的画廊都要面对的共同难题。像萨奇画廊曾经代理过200位年轻艺术家,通过“试错”来选择优秀艺术家。中央美院艺术市场研究中心有个“青年艺术100”计划,也是把100个青年艺术家的作品拿到市场上去,看市场对哪个画家有反应。

  市场的转型实际上与社会的转型息息相关,85’新潮和89’时期的艺术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前一波市场明星,是经过长期的,特殊社会环境下的学术积累和作品积累,最后引起市场爆发。那个历史时期已经不可复制,今天的创作潮流,已经从宏大叙事的中国主题,转向年轻化、消费主义、个人化,换句话说是极端个人和个体意识的呈现。怎么在宏大叙事和不可复制的社会环境前提下,在这么多表达平凡朴实的情感的年轻艺术家里边,去筛选可能代表未来风格的艺术家,并培养今后艺术市场的明星,这是很多画廊都要面临的问题。

  下面我把时间交给我们在场的听众和嘉宾,台上台下产生互动。大家可以直接向发言嘉宾提一些问题。

  池刚:我想请问季玉年女士,这一年多有很多画廊到香港开分支机构,这种现象给你这样的香港本土画廊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是不是产生了更多的机会和挑战?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另外大陆画廊到香港之后与香港本土画廊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多吗?

  季玉年:这两年不仅大陆的画廊,欧洲和美国画廊都开到香港来了。香港本土画廊最近也成立了本土画廊会,因为大家觉得有压力,会质疑怎么会来那么多画廊?日后如何生存?

  之前香港的画廊不太多,竞争也小,所以过得很舒坦。但实际上画廊之间要有竞争才好,因为画廊多了才能营造氛围,所以我非常欢迎各个地方的画廊开到香港来。压力其实在每一个行业都存在,现在资源太多,无论是画廊业还是银行界,或者金融业,只有经营好才能生存。所以我不会因为自身是香港的老画廊,就过得舒服,我现在依旧每天在检讨,把心态放在刚起步的阶段,来了那么多优秀画廊,要重新思考在大的环境里,怎样才能站住脚。

  香港的经济大家都很了解,大陆人都到中环买名牌,所有的国际大名牌都来香港。2008年以后经济很糟糕,香港各大行业指数都在下降,但是名牌的经济效益依旧最好,所以中环地区的租金必然上涨。我们在中环有一个画廊,今年租金涨了两倍。所以大陆的画廊到了香港也要考虑,你的定位是什么,能坚持多久?

  谢尚晋:通常我们都知道藏家分为传统型、消费型和知识型,我想问一下郑林先生,你们的画廊如何培养和区分这些藏家的?更主要是怎么维护和开发他们?

  郑林:我觉得藏家只要收藏作品就是对当代艺术的支持。投资型藏家和消费型藏家相比,我们自然觉得消费型藏家更好一点,这是因为消费型藏家不会轻易把作品拿出去卖掉。唐人画廊的市场销售有一个条款,要求藏家在三到五年内不能随便将作品拿去拍卖。当然藏家的发展是需要经历一个从雅俗共赏到专业,再到长期收藏的过程,也就是说藏家的发展和画廊是同步前进的。

  现在亚洲甚至中国藏家中,有很多大藏家很有影响力,所以很少去看展览,也不太了解艺术家,反而更多去看拍卖成交数据,觉得谁高我就买谁,这是一些大藏家的弊端。藏家一般都会认为拍卖市场上价格高的是精品,但实际上,真正好的藏家应该是买未来而不是现在的市场价,我觉得当代艺术真正的发展不应该单纯依靠拍卖。

  所以我一直倡导“收藏现在的学术价值,未来的商业价值”这个理念。藏家在现在的拍卖市场上买到的价格高的作品,都是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学术价值积累的结果。

  胡丹洁:我观察到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很有意思的现象:画廊、拍卖公司以及艺博会都在谈论学术,这是不是意味着学术目前在中国还处于缺席地位?究竟怎样才能建构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或者加强学术话语权?刚才劳伦斯先生提到现在的艺术已经不再是中国当代艺术,而是国际当代艺术,这个“国际”是不是已经被消费?如果当代艺术是国际的,那么学术够国际化吗?我想请季玉年女士和劳伦斯先生回答这个问题。

  季玉年:我经营艺术20年的感受是,大部分买家是艺术爱好者,他们看到感动自己的作品,于是买回家去,越看越高兴。我觉得香港有一个比大陆好的地方在于,她是国际大都会,大多数藏家是在“消费”艺术品,他们只买喜欢的作品,并且能够与之对话,这其实是整个市场中比较健康的地方。有了藏家的喜欢,才能支持更多年轻艺术家的发展。

  龚继遂:请劳伦斯先生讲一讲学术建设的缺位应当谁来承担?应该是多元化格局还是西方主导格局,或者是应当由本土学术机构承担的格局?

  劳伦斯:我不知道。

  龚继遂:不但你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今天我们谈学术建构、商业建构、第一市场、第二市场功能的问题,都没有机会展开讨论。在与艺术品交易息息相关的民间商业行动、学术机构的学术研究之外,还有大的国家政策、制度配套的问题,也牵扯到我们的文化建设和税务政策,现在很多事情正在发生。最近香港博览会就直接或间接地牵扯到中国整个文化政策和税务配套问题,这个问题没有展开,我们希望各位能够专门讨论并关注这个问题,也希望“下一波潮流谁做主”这个话题可以持续讨论下去。

  王雪芹: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此为止。但我们的论坛活动会继续做下去,也希望通过对不同话题的深入探讨,促进艺术界的学术建设,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谢谢在座各位嘉宾、各位发言者,谢谢大家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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