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 海

　　2012年2月2日，被业界称为“文交所整顿会”的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会议暨部际联席会议(下简称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在京召开。会上，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强调，文化艺术品交易所(下简称“文交所”)等各类“非法”交易所应尽快整顿，确保在6月30日前完成。大限将至，文交市场何去何从？

　　“博傻”游戏开场

　　作为金融与文化的“优势互补产品”，文交所曾经异常火暴。艺术品市场历来因门槛较高而将普通投资者拒之门外。门槛之高，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投资大，一件艺术品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上百万，老百姓买不起；二是普通百姓缺乏有效鉴别艺术品真伪的能力；三是变现能力比较差，容易出现有价无市的尴尬。而文交所建立的初衷，就是解决这些问题。文交所负责将艺术品从文化转变为商品的加工流程：由艺术品专家鉴定交易品真伪后，交中立评估机构进行合理评估，再由保险公司承保。这种设计模式迎合了艺术品市场化的需求，为艺术创作提供资金支持，更是让蠢蠢欲动的民间游资找到了投资渠道。

　　因此，当2011年1月天津文交所推出首批艺术品《黄河咆哮》和《燕塞秋》后，便遭到市场“爆炒”，短时间内最高涨幅竟达10倍之多。天津文交所的繁荣，除了通过专业人士确保艺术品的价值之外，还因其玩出了“份额化”和“连续交易”两种花样。这两种交易方式和文交所做市商的身份相结合，疯狂溢价、泡沫滋生、价格操纵的“博傻”游戏就此开场。

　　以2011年1月26日在天津文交所上市的《黄河咆哮》为例。这幅天津籍已故画家白庚延的作品经过某中立评估机构估价，申购总价确定为600万元，拆分为600万个份额以每份1元的价格发行。根据天津文交所暂定的交易规则，投资者购买一手的份额至少为1000份。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在认购开盘后的15个交易日内，《黄河咆哮》竟然有10天出现15%的涨停。2月23日，《黄河咆哮》以7.99元开盘之后，先是出现两个诡异的15%跌停，接着又是两个15%涨停。不到一个月内，投资者如果中签一手，他的投资就会从1000元升值到7000元。历经几轮爆炒，3月24日《黄河咆哮》作品的“市价”，已由发行时的600万元狂飙至1.12亿元，增值近19倍。

　　与此同时，文交所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在各地冒现。2009年6月、9月和11月成立沪、津、深三地文交所时，还可谓有章有据：这三家文交所的成立都得到了当地政府、金融办的批准。然而，随着份额化和即时交易以及所吸引的巨大游资的刺激，自2011年3月至7月，顶着成都、泰山、湖南、郑州、广东南方、江苏、陕西、大连、海峡之名的文交所纷纷涌现。它们的审批流程大多走了短平快的路线，甚至有的文交所仅由当地文化主管部门批准，便迅速上马成立、发行产品。一时间，文交市场似乎繁荣至荼靡。

　　交易乱象纷纷

　　然而此时，文交市场开始出现失控状况。一级发行市场上，艺术品的定价并不透明。由作为发行商的文交所自己组织人力进行鉴定、评估和再自行定价发行，基本上“想怎么定就怎么定”。以湖南文交所去年推出的艺术品资产包为例，一份王明明美术作品资产包的产权按份转让说明书上写着，这份资产包共收入6幅王明明作品，总价值为人民币580万元。相当于每平方尺11万元左右。然而王明明的作品自2001年秋季以来共上拍作品1160件，成交量为978件，历年成交均价的区间却仅在每平方尺2541元至60985元，这就意味着，尽管湖南文交所方面公开称，此次挂牌的王明明资产包定价“一点也不高”，但其溢价依然超过了80%。当然，80%的溢价水平与其他一些文交所资产包的定价相比，确实不算最“离谱”。去年9月底，泰山文交所挂出的黄永玉国画《满塘》份额产品“黄永玉01”高达2700万元，一平方尺为30万元。按照业内人士的说法，一般黄永玉的画一平方尺为9万多元，泰山上市的价格溢价接近200%。

　　除了在发行端的定价不透明外，在二级交易市场上的暴涨暴跌、规则混乱、朝令夕改现象也不断涌现。自诩“国内第二家采用份额交易模式的文化艺术品交易平台”的郑州文交所发行的《蓝田泥塑》、《王铎诗稿》、《全辽图》三套艺术品，在发行时的火暴场景难以想象。以《全辽图》为例，该图被分割为160份份额化产品，每份定价45万元。然而申购份数却多达1400多份，最终以12.36%的中签率抢购一空。

　　由于缺乏统一监管，各地文交所交易规则不一，每次买卖的数量、日涨跌幅限制、发行机制也有差别。修改交易规则的戏码不断上演。以天津文交所为例，最“繁忙”的时候，曾一天连发20个公告来修改“游戏”规则，比如艺术品日价格涨跌幅，先从最初的15%降到10%，后来又降到5%，最后骤降为1%。又如，“艺术品股票”的风险保证金、艺术品退出交割规定以及交易模式等方面的规则，也是不断在单方面频繁调整，令投资者措手不及。

　　在郑州文交所，更是出现了交易品《王铎诗稿》保管不善，发行后曝出“遭鼠啃啮”的负面消息。随后，有举报信称郑州文交所发行的首批艺术品份额产品，有内幕交易和虚假交易之嫌。暴涨之后出现的暴跌，更是让跟进的普通消费者目瞪口呆、血本无归。

　　整顿中找出路

　　艺术品证券化的症结在于，一般证券化的资产(比如企业或债权)都能产生现金流，从而确保发行和交易市场上的证券“物有所值”甚至不断升值；然而艺术品除非发生小概率事件，是很难产生即时现金流的，只能在交易中不断寻找升值空间，来对抗其折旧毁损的贬值风险。加上“文无第一”，艺术品的价格本身就受到资金流向、主观评判和集体无意识的影响，用其作为证券的依托，再以份额化和即时交易的杠杆加以放大，其风险自然随之增大——其间可以操控牟利的空间亦不可限量。因此，在泰山文交所、郑州文交所先后曝出虚假交易、内幕交易等消息后，多只艺术品股票在暴涨之后出现暴跌。市场信心开始急速动摇。

　　为整顿看似蓬勃、实藏危机的文交市场，2011年11月24日国务院正式下发的《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简称“38号文”)，明确提出关于文交所的“五不得”，不得将艺术品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不得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不得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任何投资者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5个交易日；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人。12月30日，中宣部等五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决定加强文化产权交易和艺术品交易管理的意见》(简称“49号文”)，再次明确“四不得”要求，宣布了份额化、连续交易、集中交易等做市商“玩法”的死刑。

　　消息一出，文交市场出现全国性的量价齐跌态势。吹得正大的泡沫一刺便破。艺术品份额化交易被宣布为无效，炒家手中的份额产品再无人敢接手，也无法出手，建立在博傻基础上的升值空间骤然消失。迅速贬值的，还有文交所原本已摇摇欲坠的信用。38号文和49号文下发后，汉唐艺术品交易所对所有交易品种进行停牌，天津文交所8只艺术品连续3天跌停；泰山文交所诸多产品同样遭遇跌停，目前所有份额产品的价格都已低于1元的挂牌价。纵观全国60家文交所，只有少数几家文交所愿以发行价回购份额。大部分文交所要么选择停牌观望，放任某些品种暴跌；要么积极公关地方政府，寻求本地保护伞的介入。与此同时，血本无归的投资人开始集体维权，甚至出现了在文交所睡沙发示威的情况。然而他们得到的解释仅仅是：“文交所只是一个交易平台而不是艺术品的拥有者，上市好几轮后，钱早已经被艺术品拥有者和炒高者圈走，文交所亦无力偿还。”

　　这边厢“善后”工作忙得不可开交，那边厢寻找出路犹如末日狂奔。多家文交所打算转板到监管比较宽松的香港，并转型为艺术品交易公司。然而在已经成熟的香港艺术品交易市场如何立足，将同样是个难题。包括天津文交所在内的几家老牌文交所，试图与“文化体制改革”的整体大势相适，将投资方向从艺术品交易转向文化产业领域，比如影视综艺、科研教育、艺术家培养、文化国际交流等投资项目，并成立文化产业基金，由原持有份额化产品、得不到退偿的投资者自动转为基金份额的持有人，并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入基金。再以基金投资文化产业，获得回报——这一路径“看上去很美”，却难以保证在文化产业上获得足够的回报率。根据一位文交所工作人员的话说，投资文化产业的收益只够养活操盘团队，想要赚钱回馈投资者，难上加难。

　　6月30日大限将至，文交所如何应对投资者的维权需求，如何匆忙转型寻找出路，都值得继续关注。其实，文交所的乱象、整顿和转型，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其受到文化体制改革、金融市场动荡、国家宏观管控以及和民间游资推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抛弃私心牟利的部分，文交所同样是在夹缝中寻求出路，在风险与诱惑中寻找平衡。这样的摸索，在未来只会多，不会少。监管机制如何保持足够的弹性，来接纳和引导新兴金融市场的发育，将是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