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中兴

　　20世纪80年代，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一的中国画，在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后，刚走上复苏、繁荣之路，却又遭遇了改革开放后，西方文艺思潮汹涌而人的冲击。一时各种否定、改造中国画的理论和实践行为纷繁迭起，遂成一股潮流。

　　事实上“西学东渐”、文化观念的西倾，肇始于鸦片战争后。它无疑具有科学、实证的先进性和民主人文之新精神。但用之解释中国艺术无疑是方枘圆凿。但百多年来，不断有人用西方文化来革中国画的命，中国画因此迭遭厄难、命途坎坷。正如评论家吕品田先生所讲：“近百年西方文化的物质优势和国际影响动摇了国人坚持自身文化立场的自信心和现实基础。妄自菲薄、崇洋媚外的社会心理集结为对传统的无端蔑视与批判，把中国人的审美追求从‘文化化’的高蹈境界拉回到‘身体化’、‘物质化’的原始浅陋之地。这既是国画独特审美品质和文化个性的削弱，也是文明程度的一种退化。”

　　20年前波及整个中国画坛的那场潮流，应该说是“动摇”了“业内”相当部分的理论家和画家。在这样一股风潮面前，许多人不是借风跟潮，就是彷徨犹疑或观望欲动。而真正能立定中国绘画精神，不随波逐流，以自信安详、职守信念的艺术家，毕竟是极少数。当然，他们一定对民族绘画精神有一种深刻的理解和灼见，也一定是能远离时尚和流风俗韵的孤行志士。

　　北京画院著名大写意花鸟画家郭石夫先生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画迭遭风变的亲历者，也是几十年来在风谲云诡的画坛风云中，理性地坚守中国传统绘画精神者之一。他依仗对数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的宏观认识和对中国画的挚爱，坚持承传他多年研习的“京派”绘画艺术，不卑不亢、矢志不移、潜修渐悟，终至成就斐然，成为当今画坛花鸟大写意之翘楚。

　　20年风云，转瞬即逝。当中国画界在多元激荡和东碰西撞一段时期后，愈益多的中国画理论和实践者重提贴近文脉、弘扬民族绘画精神，郭石夫当年被谤为传统守旧的路子却又成为今之正途大道。历史往往如斯，芸芸众生每每在谬误和真理面前显出非理性地盲从。从理性之光似只照耀着不随时趣、一意孤行的精英。傅京生曾这样评价郭石夫：“在艺术创作上，郭石夫是当代画坛具有独到造诣的佼佼者。在20世纪中国画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他的艺术风格显示出的独特价值与意义，主要体现在传统绘画语境日渐稀薄的情况下，他的艺术实践乃是通过对‘京派传统’的继承为津梁，不仅衔接了中国古典绘画传统的‘文化基因’，而且还通过他具有独到造诣的艺术创造，把这个‘文化基因’根植在了现当代人的审美心田。”

　　所谓“京派”实为近百年中国画坛之主流。自明永乐帝移都北京这近百年以来，北京愈益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风云际会、包孕四海、吞吐八荒之所。历史上，东晋南宋二次文化的南移至明以后渐次北归，到“五四”前后，国学大师、艺术才子等文化精英尽集京华。自嗣，中国画领域一改数代大师出江南之几百年格局。由于众多“即有国粹涵养又有新文化素养”的画界精英云集北京，遂为当年画坛“京派”形成奠定了坚实的人文基础。郭石夫幼时，京派风韵犹盛，齐白石、陈泮丁等一大批“京派”画坛大师尚在世，荣宝斋等处，常有其活动和作品。郭石夫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启蒙学画的。其青少年时，荣宝斋、故宫竟成为其常去观画的“课堂”。他年少无师，仅得家父指导，但却得到张大干、胡佩衡、陈半丁等大师的真迹让他临摹。他深深地陶醉在这些笔精墨妙的艺术品中，以至后来在他经历的许多坎坷和生活磨难，都不能动摇他对中国面的热爱和追索。因为只有一进入这个领域，他才会有醇净空疏之心，他才能陶然忘忧。中国画的这种“内向性”和追求自由精神的传统，不仅淡于欲求，也相对疏离于社会的繁闹。而“独善其身”、 “修身自洁”是文人奉以为圭臬的，故寄情自然、舞文弄墨，消解了人世喧嚣和竞逐所带来的压力和负累。在郭石夫看来，他所钟爱的中国画之所有对他有无穷的诱惑力，正在于进入斯，则精神的享受在于斯、人生的乐趣在于斯、艺术所追求的美亦在于斯。

　　正是基于这种挚爱，他才能契而不舍，孜孜以求。 溯其源、探其理、司其法、研其义、恒其行。在“八五”美术新潮那几年，郭石夫显然是守旧派，是被溪落的对象。但他内心明白，争一时之短长是急功近利之所为。如范迪安先生所指：“中国画家传统的价值，曾经被文化上急切‘思变’的心理所遮蔽。”郭石夫对传统的认识，源于他对历史的宏观的眼光。他认为许多“风”也好，“潮”也好，只是暂时的。而中国画学精神，依东方文化之源这条奔流不息的大河，虽千曲百折，终是向前。他并非不关注西艺术，而是每每与东方艺术进行比较，以客观态度，分析各自的优劣，从而意误解到数千年东方文化的生态系统诉诸于艺术的文化记忆和文化生存是自成体系的。艺术有别于自然科学等领域，不能以“西”衡“中”，更不能以“西”代“中”。他认为中国画经千数百年流布，早已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可谓根深干壮，纵遭一时风雨，摧落的不过是枝叶。因此，他更自信于在民族文化中徜徉。

　　由于郭石夫理性地意识到传统的丰厚构成与经典名家的风范是取用不尽的创造动力，所以他较早就给自己拟定了“潜沉传统，扩展学养，依性情禀赋，梳理可能延展的艺术空间”这样的一种创作路子。他在50岁那年这样说：“我所从事的大写意花鸟画是我们民族绘画科目里面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画种。自明清以来可能说中国画大师多出在写意花鸟领域当中，因此要想在这一领域里取得一点成绩是十分艰难的，用一生功力能否‘透脱’前人窼臼，也只有努力为之，不敢做非分之想。”这段话可见他之理性与清醒。他明白凡有成就之艺术家，必有过人之坚韧毅力和执着之理念，而不是“癫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之辈。

　　传统学不好，根基打不牢，急于变花样也无用。如一棵大树，长得愈高，根必扎深。楼盖高，地基必打深。犹如学书，一家之根基无有，便要行而草之，必成“游魂”。所以，他顺着“京派”这棵大树的主干去研习、深究，是“立志不随流俗转，留心学到古人难。”

　　虽则郭石夫以承传“京派”大写意风貌为主，但他之眼界早已上溯扩展至千年来花鸟画的历代大师。不光近现代的李苦禅、齐白石、潘天寿、吴昌硕在他的研习范围，再远的朱耷、徐渭，以至文同、黄笙也是他探研的目标。由于他自觉到传统的意义，并且努力集研深究，如前人所言，“夫学术造诣，本乎心识，如人入海，一入一深”，故其作品，每于旧物事中出新意，虽则题材常为梅兰竹菊、草木禽卉，但沉雄恣肆的用笔，旷达舒展的构图，率意、苍浑之气象构成意趣盎然、气息鲜活、韵致爽雅之画面，全无泥古不化之气。中国绘画题材的固化和经久不变是令人惊讶的，凡长期流传不衰的都是象征性强、寄托深厚的，以便画家“托物寄情、托物言志”。千年来，代有名家写梅竹，题材未变，但画家却为之注入新的人生感谓和新的美学精神。郭石夫亦好写梅竹，他不仅在画梅竹时，贯注自己的情怀意绪，也还在水墨语言形式的拓展上着力探究。他落笔下墨气局宏大，于豪放中不逾法矩，实为几十年潜心修炼之结果。用苏东坡的话来讲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郭石夫虽沉浸在以“京派”为津梁的传统绘画之中，但他也决不是个只在案头玩笔墨的腐儒，他于生活十分重视，一花、一木、一石、一禽他都在日常生活中细心观察。他之理由造化，继承了中国文化精神的重感受和中国绘画目识心记的传统，不以对景描摹为能事，而是全境式的“心忆”。如庄子所说“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应该说他的创作方法凝结着中国文化高层次上的精华。

　　作为一个承传延续型画家，郭石夫在书法和印章上都有极深的修为。在主体之外拓展美学精神，而又回到主体，用一切方法涵养出完美的人，再由这完美的人去创作完美的画，这是文人传统画家重视画外修养之法。郭石夫并不以文人画家自我标榜，但他对画外功却十分重视，如他把书法的练习作为功课深入画中，作为绘画语言的泉流。由于书法在画面上不承担对物象的描绘，但扩大了线条写性的美感，丰富了空间的分割，其意象或抽象性能导引画家获得一种高度的自由，使其贯注于其形式、韵律和结构。而这些正是中国画最需要的美的内质。在篆刻上郭石夫也是深入堂奥手好手，印章入画，除形式上给绘画以生气外，印语的内容也是画家个人精神志趣和审美追求的反映。特别是闲章记录着他在不同时期的境遇和艺术见解以及偶触杂感。显然，这些并无二致的近缘艺术无不使他的画灼灼生辉。诚如评论家所言：“郭石夫先生的画，主体上继承明清以降写意画的传统，用笔醋畅，气韵生动，筋骨内含，造型生动传神，章法奇崛，常有姿媚跃出，且设色明艳，豁爽亮丽但不俗气，主题取材也往往多有创意，境界也能别出心裁，能够准确地表现出中国文化特有的精神气息。”

　　郭石夫的中国古典式文人情怀，使其在绘画风格和审美追求上都向往中国文化的中和之美。他的艺术实路也始终在“执中”的路上发展。他常以戴复古的一首诗来检视自己作品的风格：“曾向吟边问古人，诗家气象贵雄浑。雕馊太过伤于巧，朴拙惟宜怕近村。”显然是以防在艺术取向上失之偏颇。综观他的作品，每于动中求静，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刚而能柔，在画中体现了其得志弗惊，厄而不忧的人生诣趣。

　　郭石夫几十年来的艺术历程，印证的是东方审美的巨大魅力和民族绘画的强大生命力。正如著名美术评论家孙克所说：“源于中国文化内在的生生不息的活力，始终是中国画发展的方向，不会是西方艺术发展模式的翻版或改型，它会沿着自身的规律，在不断的修正中前进，甚至会以更古老民族精神和型态来表达新的时代艺术理念。”郭石夫走的是典型的从民族文化入、从民族文化出这样一条艺术之路。以其现有的多方面积累，他无疑在自己的绘画艺术上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还会取得更高的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从而在当代承传延续中国民族绘画的历程中筑起一座新的高峰。

　　郭石夫精于戏、能为文，亦善书、通篆刻及文史哲美，他的花鸟画不断地走向更高层次的成熟和典雅，其卓然不凡、淋漓奔放、苍古朴拙、美艳丰实，正与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相联、相接而相生，是继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之后传统写意花鸟画的主要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