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实习生 祁麟 　8月25日，新疆首届当代艺术双年展于乌鲁木齐———一个在当代艺术版图上接近空白的城市———开幕。

　　如果不是背景板上的白底红字，开幕式俨然娱乐圈盛事。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机构负责人、批评家、策展人以分组的形式走过红地毯，并在背景板上签字合影，其中包括方力钧、刘小东、陈丹青、岳敏君、邱志杰、叶永青、展望(微博)、吕澎(微博)，这些活跃于一线的当代艺术“明星”，现场活像一个时尚秀场。

　　此次展览以“高度”为主题，主要展出蔡国强、徐冰(微博)、张晓刚(微博)、岳敏君、汪建伟(微博)、缪晓春等一线当代艺术家及新疆部分艺术家的作品及美术馆馆藏绘画作品。在近万平方的展厅中展列油画、国画、雕塑、装置、影像和摄影等150余件作品，价值近20亿元。其中，新疆参展作品43件，仅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据业内人士透露，填补这一“空白”的，是新疆文化厅副厅长、今日美术馆馆长张子康。“张子康一个电话，我们就来了。这个展览对新疆来说，只需要叫‘江湖’，不需要主题。”艺术家、2012上海双年展总策展人邱志杰在走红毯的间隙这样说。

　　今年5月，张子康正式向新疆文化厅提出举办双年展的申请。7月，展览方案落实，计划邀请内地、香港以及台湾地区的百位艺术家的150多件作品，总经费260万元。

　　而在10月展览结束后，18200平方米的展览场地———新疆文化中心将被拆除，并建成一座全新的美术馆。而据业内人士介绍，一般而言，要维持一座水平足够高的美术馆，每平方米至少需要5000元的稳定年度预算。照此推算，这座新疆史无前例的美术馆或将每年耗费超过9000万元人民币。

　　无论是办双年展，还是建美术馆，背后最大的推手和赞助商都是政府。双年展项目得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大力支持。“新疆当代艺术双年展的举办将对新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和城市形象的提升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成为新疆重要的文化品牌。”策展人黄笃(微博)坦言。

　　自201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后，新疆开始新一轮大开发大发展大建设，来自中央和全国对口支援省区的宣传文化战线的文化援疆行动也随之展开。以广东为例，从2011年起五年投入宣传文化援疆资金1.12亿元(不含教育)。

　　黄笃还称，新疆是继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之后的第五个举办双年展的城市。事实上，双年展和美术馆已然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大有赶超英美之势。

　　2009年，重庆打着树立“重庆独具特色的国际化文化品牌”的口号，举办了“当下艺术的文化想象”首届重庆青年美术双年展。2010年，宁夏银川号称“将填补西部地区缺少国际一流艺术展示舞台的空白”，举办了所谓“西部地区水准最高”的中国西部国际艺术双年展。

　　“照这样下去，中国有二十多个省，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2个特别行政区。如果每个省市都举办双年展和三年展，中国至少要有三十多个展。”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王文娟曾撰文批评，“在数量上早晚要比其他国家的双年展和三年展相加的总数还要多得多。”

　　“这里有大的文化建设趋势，但更多是政绩工程。”这已是业内明眼人心照不宣的事实。面对日渐升温的全国双年展热、美术馆热，艺术批评家朱其认为，更应该警惕“文化大跃进”中的“行政主导”因素。

　　羊城晚报：新疆到底在当代艺术版图上处于什么位置？

　　朱其：新疆本身并不是一个当代艺术活跃的地方。我是这么看的，现在各省市举办的双年展其实更像是一种城市旅游节，通过全国性的活动来提升、宣传城市形象。其实大部分城市的双年展并不是非常优秀。当然，举办一些二三流的双年展，活跃一下当地的文化气氛，未尝不可，也可以让当地艺术家跟外地进行交流。但是，不必用国际上著名的双年展模式去比较，中国这类双年展只是城市旅游节的概念，旨在为城市形象作公共宣传。

　　羊城晚报：在一些报道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媒体还是一般观众，人们对于大牌的艺术家的热衷远胜于他们的作品本身，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朱其：一个城市旅游节并不是真正为了向大众普及艺术，也不是为了做艺术探索的活动，而更多地是为了聚集名人效应。而且可能有一些名人并没有一定的艺术水准，现在大家可能更多地关注这种公共展会的名人效应。但作为大型展览，大众艺术教育的功能、艺术探索的功能却都很少体现出来。

　　羊城晚报：在2008年时，您曾撰文反思中国的双年展主题。而如今，您认为它们不能跟国际化的、学术上的双年展相提并论了，连真正意义上的“双年展”也不是了？

　　朱其：对，它其实连国际意义上的双年展也谈不上，只是用了一个双年展的名义，做了一个地区的交流展，这是其一。其二，我们以前对它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它的内容是否空洞上，现在还要反思这些大型展会是否在浪费纳税人的钱。

　　羊城晚报：近年来，政府已经成为了这些项目最大的赞助商。不少内地省会城市都热衷于办双年展、建美术馆，比如在银川就耗资17亿建美术馆，声称要填补西部当代艺术空白。

　　朱其：这是自2008年末经济危机以后比较普遍的现象。因为现在各省一级政府手头比较有钱，可以赞助各种文化项目。

　　我觉得现在提出的一些口号或理念很有问题。这些口号背后，潜台词上希望把自己的省会城市建设成一个受全国关注的文化、艺术中心，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美国也就纽约是艺术中心，不可能五十个联邦州州府都是艺术中心；在欧洲艺术中心或许只有巴黎、威尼斯，也就那么两三个地方。其实一个国家只需要一两个艺术中心，也没有这么多好的艺术家。换句话说，每个省会城市都成为艺术中心，大家也没这么多注意力。

　　羊城晚报：从艺术的普及跟推广方面，完全依靠市场自由化的运作，例如新疆等边疆地区可能就看不到这种东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朱其：这很正常。美国的边疆地区也看不到很多的文化项目。美国也就那么几个地方，比如说纽约、旧金山等，其它边远地方也没有什么大型文化设施。要参观大型活动还是要到中心城市去。中国不可能把每个省会城市都变成全国的艺术中心，更遑论国际性艺术中心。

　　这样不遗余力地建设“艺术中心”有两个问题，一方面浪费公共财政，另一方面，现在这类文化项目基本上已经演变成文化地产项目，通过一个美术馆或者文化项目圈地，看似盖了一个没有实际用处的房子，实际目的是低价圈地谋利。而目前政府公共财政的大型项目，往往更存在权钱交易和腐败现象。

　　羊城晚报：您认为现在全国美术馆热往往有圈地这类资本运营的嫌疑，另一方面，它存在计划经济中的重复建设的问题吗？

　　朱其：事实上目前在实施文化产业时，用的还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方法。政府财政在拨款举办大型展会活动、建大型美术馆，往往是出于眼前政绩需要，并不考虑项目的长远性。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战略性、体系性的考虑，落实文化产业的行动却表现出计划经济的方式。今天文化产业做了很多空壳项目，都是先铺摊子再去考虑怎么维持下去，运营和维持都有问题。盖了美术馆，要配备很多人力物力，最终政府养不起。

　　总的来说政府应该在文化改革、文化产业上扮演的是引导和监督的角色，而不应该是自己扮演主办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