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恩存

　　艺术史表明，任何时代的艺术家，无一例外地都要打上特定的文化印迹，这一文化印迹既是民族的，也是地域的，又是时代的。我们总是在历史优秀艺术家的作品中，读出这种文化印迹，而且这种印迹又总是左右着艺术家作品的风格、形式、题旨、语言及艺术品位。　　

　　从王涛所作意笔人物画来看，可以看出他的情趣所在与题旨选择的高度文化性。　

　　他的作品多以古代圣贤豪杰、名人逸士为题，如哲人庄子、卧薪尝胆的勾践、放浪不羁的竹林七贤、天资独绝的佛家六祖慧能、唐诗人李白、杜甫及怀素、浙江等人；在营造古代圣贤卓绝精社、思想境界的同时，在笔墨氤氲与点线的动荡激扬之中，又整体地勾勒出一个东方古国的文化精神及文化脉络。

　　选择如此浓郁的文化题旨作为水墨表现难度是很大的。因为，王涛笔下的这些古代圣贤或是历史转变的关键人物，或是一个时代文化丰碑的缩影，都有着辉煌的业绩彪炳于华夏文化史册，画家以他们为题旨入画，不独要以率意、洒脱的笔墨表现他们的品行、气质、情操，更主要在于表现他们身上凝聚的华夏文化源流。应该说，这些名人逸士的音容笑貌已渺茫难寻，而其道德功业所达到的高度及对华夏文化的重要贡献是至今仍流传于世并随时体悟到的，王涛所着意表现的，正在于此。

　　生于安徽的王涛，自幼受民族文化熏陶，几十年来他钻研民族文化，在民族文化中受到启迪，获得感悟，心灵从中得到升华。在王涛那里，他以一个艺术家的灵性、豁达的胸襟，表现着从古到今的文化源流及其在每一历程中产生的辉煌代表人物，只不过他把文化这一哲学问题艺术化了。文化如风，在历史季节的周始之变的交叉点上，总有突出的人和事出现，他们起于青苹之末，或乡村山野之间，飘忽激荡，绝唱于广袤的空间之中；文化如水，数千年的积累，势如江海，百泉归流，绵绵不断，川流不息，给人以启示，给人以智慧。

　　在王涛的作品中，文化被象征性的化为风流、水流，因为，只有文化才能永不止息地流动；文化又被具体化为彪炳青史的先贤圣哲与名人逸士，因为，文化离不开具体的创造者。这些文化创造者或文化积累者只是文化符号，在王涛笔下他们代表着文化源流的此起彼伏与力度形态，因而，或文质彬彬如米芾拜石，或豪放不羁如苏轼，或放浪江湖如李白，或愁绪千种如王昭君，或于形上形下之间寻觅自由的庄周，等等，正是这些人物强弱异势、急缓呼应，谱成了华夏文化发展的乐意。

　　这就是王涛诸多水墨艺术汇成的文化之波。

　　虽然昨天已经消失，徒留无声的冰冷记忆，即使有经史子集，有遗址碑铭，也难以复归原有的鲜活；而心灵的追溯，惟有形诸笔墨，才能破译岁月所沉淀的不解之谜，只有艺术的图景与魅力才能完成文化的追怀和文化的展望，才能变成今天活着的后人们的文化充实。人类文化的进步，正是在由庄周、李白、苏轼、王昭君、蔡文姬、于右任等古今遇贤者哲人所编制的一个渐进的苍莽程序中逐步展开并充实的。

　　我想，这正是画家王涛之所以选择古今圣贤、名士为题旨的目的所在，也正是我们解读他作品中所深深感悟到的激动之处。

　　意笔人物画是以极精炼简约的笔墨和诗一般的含蓄去表现景物的，以引而不发，笔墨率意灵动及意想不到的淋漓酣畅手法抒发情怀与思绪。宋代的梁楷把意笔画的造型和笔墨推向高度，并达到某种极致，这种泼墨手法言简意赅，具有较高的艺术品味。意笔人物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都依旧承袭着文人画传统，致使其画理/画法/笔墨乃至造型都成为凝固的模式。

　　王祷在悉心研究传统的过程中、始终以现代人的目光去审视和观照，他冷静地选择了不盲目于传统扬弃之路。池认为，意笔人物画在当代要充分发掘当代人精神世界的半富内涵，要从形式愈咪上拓展审美空间、以极简约的笔墨去负荷最丰育的精神主题。

　　意笔人物画的传统，致使其画理、画法、笔墨乃至造型都成为凝固的模式。 王涛在悉心研究传统的过程中，始终以现代人的目光去审视和观照，他冷静地选择了不盲目于传统扬弃之路，他认为，意笔人物画在当代要充分发掘当代人精神世界的丰富内涵，要从形式意味上拓展审美空间，以极简约的笔墨去负荷最丰富的精神主题。　　

　　在《庄周梦蝶》中，画家以淡墨线的韵律、美感为主要表现手段，着力表现古代哲人庄周和蝴蝶的扑逆迷离、似我非我之境界及其中蕴涵的哲学命题。庄周和蝴蝶以重墨勾勒实写，线条飘逸灵动，简约精炼，极富表现性；而庄周伏卧之山石虽占据大片画面，却用淡墨染出，题跋却用焦墨书写，致使整幅作品在浓与淡、线与面、虚与实、主与次的对比中，将主题--庄周梦蝶形象化地给以恰到好处的阐释，令人在观赏画面中理解了与庄周与蝴蝶身与物化、物我两忘的意境。

　　在色彩处理上，王涛虽然继承了传统的泼墨、泼彩技法，更有着自己独到的处理方法，以体现炽烈的情感与激扬的思绪。他常常在大块面的墨色衬底上，使冷与暖、明与暗的对立色彩和谐地归于统一，进而使画面产生激越与庄重、灵动与严整、响亮而又和谐的效果。如《凉山春》、《山鬼》、及《人间不可无此公》等，特别是《人间不可无此公》突出体现了王涛的艺术风格、形式、意味、手法等特点，画家以狂放不羁的用笔，率意描绘佩剑的角色及精到表现，乃至衣纹用步的流畅绵延，达到整体上的对比、跳动、和谐、统一；恰到好处地表现了钟馗的豪壮品格、凛然正气。就笔墨而言，右以看出王涛一向的风度，泼墨大写中有精细，笔墨挥洒中含激情，传统中寓新意，东方的写意与西方的表现相融等诸种特点。

　　方增先先生曾精辟指出，王涛的成功之处“不是练笔的结果，而是思想的结果”，一语道破了王涛艺术创作的奥秘。事实上，王涛经激扬的笔墨区别于传统式的把玩笔墨，以热烈的色彩区别于用色的苍白荒寒；特别是近年，他的独特艺术个性/广泛的取材/中西合璧的手法，使其作品展现他对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思考，更主要的是，他在中国水墨画中融进了西方表现主义艺术的积极因素，不拘泥于视觉艺术的真实描绘，不以再现为目的，而是致力于内在精神的独特语言和形式的寻找；即使在历史人物画中，其构图/笔墨/色彩运用，也不局限于传统画/画法，而重在突出自身因素，表现激扬的灵性。由于王涛运用新的审美视角，新的艺术观念，使他得以把色彩/线条/墨色对情感的表达强化到极限，而泼墨及飞动的线都以剧烈的动势，吞云吐雾般地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画面构成的气势与力度因而与众不同，颇具涤荡胸襟，横扫千军的气度与风范。

　　正是在这种激扬飞动的笔墨挥洒中，使王涛与严格意义的文人画笔墨拉开了距离，并从反向上取得了积极意义，使某种现代意识在这一外张的构架中得到表达，并且作为水墨精神的延伸而被认同。在这其中，王涛激扬的笔墨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含义：首先，它展示了现代人对文化积累的一种观景式感悟；其次，它储存着从古到今的人文精神信息；最后，它是现代人情感宣泄的媒体。

　　应该说，在中国一个中年画家，都有着太多的人生体验，王涛不例外地走过人生的坎坷历程。他1967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艺术系后，便踏上古老的淮北大地，坐着牛车到阜阳郊区农村中学任教，在这里他着实体验到人生的艰辛与生命的坚韧，1970年调入铜陵县文化馆工作，在近10年的时光中，他爱上了这块黄褐色的、贫瘠而又沧桑的土地，这一段经历，对他的艺术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直到浙江美院研究生毕业，他依然回到这片故土。因为，在这里他由衷地体会了忧患与欢乐。

　　我们在《霸王魂》、《卧薪尝胆》、《胡笳十八拍》直至1979年他成为浙江美术学院研究生重返故土创作的《复苏的土地》三联画等作品读到的正是一颗饱含忧患意识的心灵的震颤，那种居安思危，那种故土乡愁都透过画家选定的题旨，透过苍凉的笔墨气息传达出来。而在《钟馗》等作品中我们读到画家对正义真诚的呼唤，在《春风杨柳》、《迎春》、《跟着太阳走》等作品中，我们则感受到国家对充满诗情土地的赞颂，明丽的色彩、奔放的线条、激荡的墨色无不透出一种由衷的欢悦；尤应指出的是，王涛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塑了无数清丽纯情与高雅雍容的女性，如杜十娘、李清照、蔡文姬、王昭君及当代女性--乡村姑娘、傣家少女、彝族阿米子等都赋予她们以真、善、美的品格，并细腻刻画了她们内心的情感世界，展示出他们作为女中豪杰的美好品格，在她们身上显然寄寓着画家自身的向往和追求。女性的古典美、现代美都洋溢着一种心灵的渴望，都象征着一种清纯与美好，而画家的心灵渴望与内心积郁正是通过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得到了释怀。

　　可以说，王涛的艺术营造是自己的精神家园，他刻画的形象是他自己情感的指代符号，在此中，我们得以理解王涛的艺术追求与艺术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