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君

　　“禁止调头”，禁止的是85新潮先锋精神的掉头，它处在一种明确而又特殊的语境中，必须被放置在1980年代末，才能显示出这一口号的难度和时代意义。这种对待方式和处置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即“旧历史主义”，也就是新历史小组所竭力反对的“考古学”。新历史小组虽然提出要对“原作”进行再认识，但他们的“原作”概念仅是关于西方的原作，与85新潮美术无干。新历史小组为使其“向后看”的观念成立，便把关涉85新潮精神的“禁止调头”口号作为箭靶，实际上是一种有意造成错位的语言游戏。

　　85新潮美术其实不需要被新历史主义拿来作为材料在当代环境下重新阐释，85新潮针对的就是1980年代的社会秩序，失去那一时期的背景，85新潮就失去了力度。新历史小组的“向后看”，奉行的其实是一种逃避主义，它放弃了85新潮美术坚持的对抗性姿态。新历史小组对“向后看”和“抹平”概念的强调，丧失了发现中国问题的能力。“抹平”是新历史小组对后现代概念在中国的盲目实施，其精神内涵被他们修辞化和手段化。

　　新历史主义在西方1980年代风靡一时，主张重新讨论艺术与历史的关系，要求在当下语境中全新释读艺术。而现实情况是：当前的中国社会根本不具备新历史主义在艺术中运作的条件和必要性，中国的艺术问题由于政治的特殊介入，它不是新历史主义以“此在”加“彼在”的抹平手法就可以解决的，当代艺术的政治顽疾还远远未能得到清除和治疗。

　　况且，中国现在也并非深度模式过多，以致妨碍到文化传播，而恰恰是新历史小组所倡导的一次性的、幼稚的、浅显的、无知的通俗文化泛滥，致使绝大部分的民众依然心智愚昧。政党意识形态将此类通俗文化模式和公众浅显的阅读习惯加以鼓励推行，最终缔造了一种皆大欢喜的局面。新历史小组的“抹平”概念对中国当下现实是有害的，它抹平的是思想，是民众的警惕，是艺术的批判能力。

　　“抹平”的本质是一种将文化传播暴力化、强制化、邪恶化的做法。新历史小组宣称“抹平”可使“文化传播功能达到最大化成为现实”，其实他们大可不必回到当代艺术圈，完全可以继续在艺术之外的设计领域和社会学领域来实施完成。新历史小组艺术计划的“重新启动”是一场闹剧，是对当代艺术先锋精神的伤害，它唯一的作用是将已久被冷落的“历史”重新推上前台，以此对实证主义的考古型艺术研究表达不满，旧历史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倾向在新历史小组那里遭受再次抨击。

　　正统的新历史主义策略之重点，并不在于新历史小组所强调的“抹平”，而在于他们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那些被旧历史主义者或考古型研究人员所忽视的卑微景观，如插曲、轶事、转瞬即逝的细节。在此次“向后看”展览中，只有梁小川的作品《被抹平的即时影像》更接近新历史主义。梁小川将描绘的重点集中在战争中小人物的现场状态，尤其是他们曾面临的瞬间困境。这就瓦解了旧历史主义宏大话语对个体的漠视，以及社会、政治因素在历史叙述中的决定权和优先权，从而将作品引向更为诗意和忧郁的方向。

　　展览中周细平的《被抹平的名人肖像》，是另一组颇具力度的作品。周细平绘制的名人肖像，已经逾越了新历史主义的生成原理，他对名人面容表情的处理绝非是对“原作”简单的抹平，而是一种饱含个人情绪的再造，甚至与原作无关。这批肖像迥异于大众传播中正统色彩浓厚的严肃面孔，而是名人们于不经意之瞬间还原为人的一面。周细平的作品迫使我们思考：历史作为“知识”是否可靠？在“历史”之外是否还可能存在着另一种历史？

　　任戬的作品则令人失望，画面空无一物，仅与“文化传播”有关，与张天一的《被抹平的艺术家肖像》大同小异，都涉及到西方古典和现代油画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艺术家对之接受的程度。任戬未能觉察到的是：今天的艺术所面对的，早已不是这样的问题了，85新潮现代主义的美学争议已经暂被搁置。曾经的85新潮艺术精英正面临着1990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困境：先锋派的斗争对象已经蜕下一层空壳而逐渐隐去，它并非消失，而是在当今以一种更不易察觉的文明方式在整体社会中运作。任戬尚未识破这一“空城计”，仍旧固执地认为他的斗争依然有效。殊不知，其艺术已经被利用为秩序帮凶，它美化并强化“文明秩序”，艺术最终坠入无关痛痒的装饰形态。

　　祝锡琨的《被抹平的图形标志》、叶双贵的《被抹平的标志性建筑》、马尚的《被抹平的中国样式》和徐长健的《被抹平的英雄人物》，均带有“一笑泯恩仇”的滑稽效果。他们对符号图标无视角的统一“抹平”处理，以形式主义的情绪和集体主义的架势，粗暴地对待了画面中标示、建筑、样式、英雄的历史承载，将每一个个体于历史中累积的文化含量和遗留问题一律剔除，其暴行与文化专制传统对个人的统治和规定殊途同归。新历史主义屡遭质疑之处即在于此：你不对历史负责，历史也将不对你负责。

　　1992年在广州双年展上实施的“消毒行动”，乃是新历史小组迄今最具85人文精神的作品。自1993年的“中国新历史1993大消费”活动之后，新历史小组便堕入商业大潮，其后的整个九十年代，他们那些欲与商业联合的艺术行动，可以说是失败的，商业上未能有所建树，学术上又未能有所突破，甚至不进反退，令贤士为之扼腕叹息。时至今日，新历史小组依然相信：“我们有理由以相对节省的方式开发、利用、享受一切文化艺术资源”。“节省”一词，宣告了85人文理想已被新历史小组彻底驱除，真正“节省”的是新历史小组成员们的脑力和思想，那么，“节省”的价值何在？新历史小组试图以市场原理来操作艺术，并期望改变艺术创作的方式，实属勉强，迟早会引发药性抗拒。早已淡出当代艺术舞台的新历史小组，此次复出，真可谓搅了一趟浑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