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培先

　　早在九十年代初，李晓军就以他的那些不拘一格的写意花鸟为画坛所熟识。他的作品说是写意花鸟，其实除了荷花、水仙、石榴、牡丹、和平鸽、报喜鸟等传统的题材之外，诸如现代社会中的红绿灯、汽车、电线杆等也时常有所表现。所以，对李晓军，并不能仅仅以花鸟画家视之。题材的广泛运用一方面反映出画家的画路比较开阔，另外也说明作为一位生长于现代大都市中的画家，李晓军的花鸟画是在传统与现代两个极点之间做有意识的深入与开拓。换句话说，现代题材的运用与画家植根传统的历练在李晓军作品中是并行不悖的。

　　李晓军的花鸟画远绍吴昌硕、虚谷、赵之谦等近代大家，看他用笔使墨在挥洒恣肆之间对于点、线、块面、色彩的综合运用，以及在此过程中达到的格法要求，可知他秉承的是自晚清以来的这一重要传统。这种传统一向注重以书写性、以其书法功底为支撑，强调大写意风范的纵横驰骋之功。看李晓军的作品以书法打底，融以金石意趣，其用笔之贯畅、诚挚也说明他在这条路径上深得其滋养。除此之外，我还认为，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京城画家，京城前辈如李苦禅、崔子范等写意大师的影响也约略可以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些迹象。特别是崔子范作品中那种阔大而古雅而温存的笔调对于李晓军花鸟画的成型，应具有潜移默化的升华作用。那种平静而渊雅的气质或可与李晓军的个人禀赋有所碰撞。因而，李晓军花鸟的取法传统实际上是有所取舍而又有所深入的。即从晚清名家那里得到的是写意花鸟的格法，从近代大师那里得到的是作为京派写意花鸟传人的情趣、韵味，以及京派写意花鸟朝向现代开拓的基点。它一边连接着传统，另一边则植根于京城的人文向度。前后二者互为支援、互为生发，这大体应是李晓军花鸟的基本学术框架。

　　也正是具备了这样两个必要的基点，李晓军才胆敢对于当代花鸟画之新意境的铸造情有独钟。他的近年作品往往一反前此传统写意花鸟的苦涩趣味和奇崛样式，在保有金石用线生涩、苍茫之质感的前提下，作品平和开阔的意境塑造、淡雅清扬的韵致发散以及天然而亲切的人情味，总是成为他的主调。比如在色彩表现上，或浓丽、或浅淡，他的作品总是随物象表现之需要而变化，得体得势，平淡天真，绝不似前人一般的有意涉险，而是从容洒落、追求物象与色彩本身的谐和以及由此焕发出来的自然骀荡的韵致。再比如，在造型方面，李晓军的作品也不似传统写意花鸟一般忽略造型、使造型仅仅沦为笔墨的附庸、务求笔墨之神畅淋漓，而是更多地关注物象造型的结实、准确以及由此带给观者的亲和感。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不仅成就了李晓军作品鲜明的个人风貌，也从根本上使李晓军的花鸟与注重奥峭之个人情感抒发的传统写意花鸟拉开了距离。也就是说，传统文人写意花鸟的艺术精神是抗争性，对于整个世界是批判性的，而李晓军的花鸟却是要在花花草草的世界中找到一种和谐而温存的人性关怀。因此，他的作品弥漫着一种祥和、乐天的气息，仿佛一个充满着春光的世界里，画家无心无意之间的一次采集、一次光顾而后的结果——把春光带给世界、把祥和带给观众。也是基于相似的原因，李晓军对于现代题材的实践，亦无意故作深沉地寻找一些所谓的“人文批判”的精神，他笔下的现代物象也是雍雅合度，在有效地传递出花鸟之笔墨韵味的情况下，把现代京城中的一物一什巧妙地融合到作品中，使作品散发出一种与北京人的传统生活、现代节奏息息相关的气质。几张现代家居桌椅、几个茶杯、一束康乃馨或郁金香、几块调色板，几堵旧围墙等等，含蓄而幽雅地表达了在现代京城中生活的人对于这座城市的热爱与祝福。或者准确地说，这种热爱与祝福原本就是画家内心的最大人生愿望，只不过是借花鸟画的样式表达出来而已。

　　生活中的李晓军浅淡而优雅、极有人缘，与他相处，既可以体会到一个北方“大男人”随遇而安、绝不与人斤斤计较的“老大哥”般的雍容与宽博，也分明能够感受到一位深受京城文化滋养的艺术家对于艺术的执着和洒脱。的确，生长于斯，每天穿梭于京城的大街小巷，在这座城市里奔走劳碌，同时也在自由地享受着这座城市带给每个人的福祉，李晓军比之一般画家更有资格对于北京城中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做出评判。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批判和怨怒，而是选择了平静的期盼和祝福。这或许是李晓军的个人秉性使然，也或许是阅尽万千人事之后的一种宽容的慰藉。

　　花可人意，鸟报平安，生活在北京这个现代大都市中的每一个人都需要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