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8、90年代，上海初次提出建设经济中心概念时，当时的主政者认为只要在上海集结各金融机构总部，一切将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直到有人提出谁拥有证券交易市场，谁就是经济中心。

　　作为一个要素流通市场，我们今天已经能够很清楚的看到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对资本的影响。类似地，文交所作为一个文化资源要素的聚集、转化、交易平台，承接整个文化经济转型和发展，其作用并不仅限于艺术市场。然而，很多人在潜意识中还是把文交所理所当然地理解成了“艺”交所：在艺术品份额化上的失败尝试几乎成为文交所留给这个时代的唯一印象。

　　文交所的第一次尝试以天津文交所为代表。自交易之日起，价格就一路绝尘而去，长久之间甚至都来不及回头一顾。但谁都没有想到天津文交所竟然能“疯狂”到罔顾惯例，突破了大部分艺术市场人士的所谓底线——把白庚延的作品推到齐白石的价位。这一粗看上去确实可笑的结果，被市场人士作为否定文交所最直接、也是最有力的武器。我们需要回过头来梳理文交所的定价逻辑：相比于拍卖市场价高者得的竞价逻辑，文交所是通过份额化或者基金的方式，降低昂贵艺术品的出价门槛，使得进场的每个人都有能力和资格，凭借对作品的判断，将自己的心理价位表现出来。所有参与者心理价位的集合，最后形成一件艺术品的价格。所以这是一种“价格民主”和“商业民主”。炒高白庚延的天津文交所正是基于这样的定价逻辑，而给齐白石定出价格的，则是同样狂飙突进的拍卖市场。相对于文交所的价格民主，其价格完全是拍卖场上最后的几位收藏大鳄的手笔。定价机制不一样，所以最终形成的价格也没有可参照的价值。你说他高过齐白石，那把齐白石的作品拿到天津文交所，无非就是在现有拍卖价格的基础上再翻十倍，成为世界上最贵的艺术品之一。这就是天津文交所的定价逻辑。所以，当专家和媒体以拍卖市场来否定文交所的时候，事实上，他们手上拿的那把用以衡量的尺子就是可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