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人北相，用来形容画家王涛最合适不过。自小长在芜湖，受江南水土的滋润，却长了一副北方汉子的样貌：个头将近1米8，体格健硕。69岁的他现为安徽省书画院名誉院长、安徽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国家一级美术师。2012年8月30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北京一家酒店采访他时，他半倚在长沙发上，手上燃着一只雪茄，说话声音不大，却句句都很有底气。

　　此次来京，王涛是为了参加中国国家画院举办的“南北对话——中国当代画家创作成就展”，恰巧老同学刘国辉的画展也在京举办，他就一定要到开幕式上看看，哪怕为此枯等十几天。

　　重建一座“老屋”

　　王涛擅长画人物，不过他最新、最得意的作品却不是人物画，而是他为自己设计的一所宅院——寄醉园。

　　去年这个时候，广东美术馆举办了王涛的画展，选了他150多幅作品，规模很大。众人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主角却缩在安徽泾县查济的画家村里，捣鼓着他的寄醉园。园子里的桥是王涛自己设计的，叫“涛工桥”；亭子建在溪边，叫“问溪亭”，王涛在亭上自题一副楹联：“蝉声蛙声溪水声声声绕古宅，白石青石千层石石石写春秋。”

　　“我的一位老大哥柳新生，和我有30多年的交情，在这里有一个院落，我是为了陪他。”柳新生是中国老一辈水彩画家，2008年在查济建了一个工作室，起名“半柳居”。“寄醉园”和“半柳居”只隔一条小溪，王涛常常陪着柳新生在溪水旁谈天说地，好不快意。

　　事实上，对王涛来说，寄醉园不仅仅是工作室或陪伴朋友的居所，“我的艺术生涯是从‘老屋’里开始的，造寄醉园对我来说，更像是重建‘老屋’。”王涛陷入了回忆里。

　　上世纪30年代，王涛的父亲攒钱在芜湖买下一座大宅院。据说那院子的老主人姓潘，是曾国藩的门生，告老还乡后盖了这座有14间房的大宅院。王涛叫它“老屋”。

　　“老屋”墙壁斑驳，糊满了画报。儿时的王涛时常一边看，一边在心中描摹。初中毕业时，他有了学画画的念头。家人在宅子里为他辟了一间阁楼做画室。他在一扇雕花窗格里题了“德乐园”3个字，这里便成了他的乐园。“即使在‘文革’造反派枪声打得砰砰响的年代，我依然手捧画册躲在小楼上。”

　　进入高中后，王涛对艺术的各个门类都产生了兴趣，毕业那年，学校推荐他报考上海戏剧学院，“初试时顺利地通过了，但实在没有路费去上海参加复试，只好改考安徽师范大学，考上了。”

　　工作几年后，王涛又考了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省书画院，1985年当院长。10年之后，一直给予他养分的“老屋”在城市改造大潮中被轰然推倒。“造寄醉园时，我才终于又找到了一个家园。到这个年岁了，其实是在寻找一种精神的寄托。一切仿佛一个圆，我从‘老屋’出发，又回到了‘老屋’。”

　　借古人的宽袍大袖抒发心情

　　王涛是一个念旧的人，对“老屋”如此，对帮助过他的人更是如此。

　　大学毕业后，王涛被分配到安徽阜阳大田中学当老师。“阜阳是安徽的西伯利亚，锅里煮的是山芋干，锅下烧的是山芋秆子，没有精致的小菜、米饭，只能啃馒头。淮北的农民是很粗犷的，夏天基本上都光着上身。所有这些，和我以前的生活截然不同。”

　　也许是水土不服，也许是条件太艰苦，王涛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爱美的他，大学时留着长发，路过教室的玻璃窗都要照上一番，掉发让他焦虑得夜不能寐，画画便成了唯一的寄托。他一张张地画着，向外投稿，终于有一天，他在《安徽日报》上发表的画作引起重视，县文化馆把他要了过去。当时适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全国美术大展，王涛画了一幅以长征路上周总理关怀普通士兵为题材的《最后一碗炒面》，获得了安徽省文化系统领导赖少其的赏识，被推荐参展并一夜成名。赖少其后来为王涛写了一副字联，被他挂到了寄醉园里：“画如其人，人品为上；生活是源，自然为上。”

　　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的李震坚是王涛读研时的导师。“我考研是1979年，800多个人里只录取4个，里面不乏已经很出名的。我能被李老师挑中，真的很幸运。”回忆起恩师，王涛说：“他不张扬，很书生气，去世前连一本画册都没有。”2003年非典期间，很多人巴不得往外逃，王涛却专程到京，给已去世11年的老师出画册，差钱他就自己补，“这个事做完之后，心里快活得不得了。”

　　1981年，王涛从浙江美院毕业，分配到安徽省书画院。他迅速地从学院的桎梏中突破出来，开始探索不同的画风。那段时间，他画过《卧薪尝胆》，越王勾践那种奋发图强的精神正是他自己当时的心情；他画《山鬼》，刻画女鬼时所用的大胆色彩和笔墨让今天的画家看了也不禁咋舌。“我那时的状态是往外冲的。我的斋号叫‘独天斋’，一方面是觉得回到了安徽这块得天独厚的土地上；另一方面，独也代表了独立思考、独立的人格，我希望自己的画和别人不一样。”

　　当了安徽省书画院的院长之后，王涛回归了文人画的传统。“但这种回归不是完全去模仿古人，我们是当下人，要有当下的情怀。”他痴迷于李白、苏东坡，借古人的宽袍大袖抒发自己心中的豪迈。“2008年画《明月几时有》，那其实是我自己在珠海过中秋的经历，一个人喝多了，跑到山坡上大声叫喊。我画苏东坡，我就是苏东坡了。我要把个人的感情画进去。”

　　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

　　环球人物杂志：“南北对话”这个展览，囊括了中国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最有名的国画家，包括您。您觉得这代人里会出现大师吗？

　　王涛：我们40年代出生的人都很沧桑，经过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运动，后来自己学习、奋斗。不止是圈外的人，学术研讨会上大家也说，期盼这一代人中能出大师。但我的看法很悲观，因为这代人经历虽然复杂，却还是学院里孕育出来的，学院固然能培养大师，但大师绝不是从学院里走出来的。

　　另外，我们这代人受到很多限制，比如国学的修养、诗词歌赋，功底不够，要成为大师，需要很全面的东西。

　　环球人物杂志：对国画家来讲，现在算是个好时代吗？

　　王涛：这是个好的时代，又是个很糟糕的时代。以前我们为政治画画，必须画主题性创作才能参加展览，艺术受到政治的干扰；改革开放后，尤其到了现在，艺术又受到经济的干扰。某种意义上讲，现在的艺术市场在“强奸”画家。画家的条件好了，待遇高了，未必能出好作品；在市场上价格卖得很高的画家，画得未必真好。现在的人把艺术品当成股票来做，很多人不是在看画，而是在听画，谁的画一平方尺可以卖10万，谁的画一平方尺能卖100万。中国画家原来是穷怕了，一旦画值钱了，就拼命画，不珍惜自己的创作，这样的画家，更是违背了艺术生产的规律。

　　环球人物杂志：有一种说法，大部分国画家的成功要“内靠官僚，外靠奸商”，您怎么看？

　　王涛：中国没有真正的收藏市场，严格意义上讲，现在的艺术品市场就是一个送礼市场。国画用小信封一夹，又低调又方便。当然不排除有的人在收藏的同时进行鉴赏，但一个普遍状况是，这个画家的画有价位了，才会被人关注。有的画家也因此拼命炒作自己。

　　环球人物杂志：听说2013年元旦，您将在荣宝斋举办自己的展览。您原先一直坚守在安徽，即使出去办展览也以学术性为主，为何会做出这样的转变？

　　王涛：算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吧。文化人在出世和入世上都是矛盾的。不应酬，不进入市场，也可以；但你不去碰撞，固守自我，未必能成功。我的观点是红尘滚滚中，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艺术家的队伍也是大浪淘沙，我们需要必要的历练，哪怕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些都是财富呀。假如苏东坡一生都很得意，他的成就绝对没有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