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本一

　　一、你怎么看待帖学在书法史上的意义？

　　在书法最高层面，无所谓帖学、碑学；作为书法创作的历史现象才有了帖学、碑学的分野。

　　曾国藩与何绍基在讨论书法时，曾提出以乾、坤二卦来喻书法。他说：“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我以为此亦符合碑学与帖学的特征。碑学，乾道也；帖学，坤道也。碑学，构建阳刚之美的一极，帖学，构建阴柔之美的一极。两极作为相互的参照，相摩相荡，“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这是就大趋势言之。碑学的阳刚之中有阴柔，帖学阴柔之中也有阳刚。碑学与帖学正如乾、坤两道的运动变化推动书法的发展。

　　帖学的精义是中国文人审美的日常化，审美作为生存方式的重要方面凸显出文人精神的关注点与超越性。由此，书法渗透生命时空的细节中，随境适情，记录和表现出人在生活场景中的感受，书法，成为须臾不离的良朋。

　　二、“二王”书风的魅力在哪里？

　　“二王”的魅力，就是历史的魅力。具体到王羲之传世的作品，确实有使人倾倒叹服之妙。细细品味他的书札，精微的变化如此生动自然，而又常生常新，没有重复，没有刻板。这种原创显得如此丰赡，一个人成就了一个体系。

　　在一件书法作品中，能否表现个体生命体验和想像力，细腻而深切地发挥独特的感受，王羲之的尺牍书是杰出代表。思想借助可感觉的视觉形式表现出来，让笔墨从你心中流过，或者说点画的痕迹承载你的心智，王羲之是第一人。从此，书法创作被深入到智性化了的审美个体之中。

　　我个人体会是，作为帖学原典的“二王”并非是个封闭的体系，历史表明其有将人引向开放与生长的无限可能性。“二王”具有亲和力，仅就形质而言，它能融合到其他风格中，如盐入水，不露痕迹。王羲之的精妙与洒脱更有难以企及之处，后之来者往往不能两者兼备。有人将王羲之的书法评为“雄秀”也是有深意的。“雄”与“秀”看似相对立的两极，而能将两极协调起来，正是刚柔相济，阴阳二气调和的表征。而其笔法不仅有高度的技巧性，也有普适性，“写”的意趣被更突出地确立了起来。

　　三、如何理解“用笔千古不易”？

　　赵孟頫提出“用笔千古不易”，是相对“结字因时相传”而说的。比起“结字”的变化，“用笔”有“不易”性，即“笔法”价值观念的确立与应用有恒定性。笔法是历史传统形成的共性，有“不易”的原则。笔法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也不是绝对不变的，个性的创变是共性发展的来源，因此，笔法的发生、发展也是个历史过程。重要的是，对笔法价值的漠视、误读，就不会对书法有透彻的理解，积累数千年的艺术高度也将降低。一部书法史，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笔法的成长史。

　　笔法是一件作品创作全过程的实现，仅仅以点画的生成是不够的，还必须关注点画之际的连续性。黑生成于白，白统摄于黑。点画的实态是技法的起点，点画的流动是技法的虚态延续。笔法涵括了功与性的内容，创作者一切的细节呈露在笔法中，笔法在广义上实现了笔意与笔势。

　　对笔法的重视仍然有现实意义，尤其在中国书法的现阶段对笔法深刻的关注，是深化创作的重要切入点，也是中国书法传承的关键处。正是这种看似形而下的层面才是不止于使形而上失落的所在。一位西方的经济学家说：“文明靠创造不同于暴力和劳作的剌激行为及从事和享受这些活动的技巧组成。最剌激的良性行为要求最高的技巧，不幸最渴望强剌激的人大多数不能和不愿学习这些技巧。”赵孟頫如果听到这段话，也会欣然大笑了。

　　四、今人与古人有何不同？

　　我常想古人中象张融这样的人其实很少。张融说“不恨己无二王法，但恨二王无己法，”其精神是高蹈的，但如何落到实处，使人不得不产生疑问。张融凭此言而名传书史，可惜其书作不传，终不识其庐山真面目。古人师法讲传承，笔法讲谱系，在大的有序之中并不限制无序的流变，代代有创造，形成丰厚的历史积淀。

　　今人与古人在书法的知性上不会有很大区别，但总体上来说古人保守、今人解放，古人严谨、今人疏狂，古人讲礼、今人求利，古人安分守己、今人做大做强。厚古薄今不好，厚今薄古也未见得好。我们已经历过集体无智时代，文化的建设远比文化的破坏要困难得多，真正的文化复兴还需要一个世纪，并且没有负面的干扰。书法是中国艺术的核心，有人提出疑问，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了书法，中国文化的重要基因也将不存。如何发展具有中国民族精神的文化，书法是最具价值的资源之一。有识之士对此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而利用发展却有待广大今人的内心感动并能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