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普通现象，我的艺术学习和艺术创作几乎是同时开始，因而付出了长时间积累和摸索的代价。如同青春期少年对于异性的感觉一样，那时我以为艺术是神秘、难以把握和值得心许的。在所谓“新潮”时期，我尚无志向和能力对传统或现代采取行动，以我的知识结构和艺术经历，借由文学和书法进入水墨传统而又不甘因循，转而游弋于民间和西方现代，倒是很自然的。九十年代以来由于找到了表达的方式和途径，创作进入兴奋之中，同时也加深了我对艺术的信赖和乐观。“艺术是有负载的心灵的自由之翼，它有表达我所觉所悟的无限可能性。”(《中国画》1994)在不间断的实验和思考的过程中，引发了对于当代视觉艺术基础理论的探究，这集中体现在2004年出版的《绘画迹象论》之中，在这本书里我力求从视觉元素出发研究和阐释跨越时空的艺术实践，从而弥补现当代中国艺术基础理论的缺失。这是一个无法回避又应不断延续的课题，愈是往后，愈能见出其重要性。

　　艺术越来越无法脱离整个人类文化和科技的背景，可以肯定，艺术将会出现更多不同的模样。但我依然要首先选择在绘画中寻找我的快乐，实现我的念想。我相信，一种独立于科技复制图像之外、肢体亲为、即时显现的艺术，它所携带的生命和灵性的信息，将是未来感官和心灵所乐于接受和赏会的。

　　有十余年的时间，我一直潜心于表现杂技魔术和通俗娱乐题材，并赋予这些题材以主观的诠释，从中衍化出两种观念倾向：由柔术的“训练有素的扭曲”对应“精神环境中的人性现实”；由驯兽中人与动物的戏谑教化关系，讽喻生灵物种之间的非自然因素。这些思想的灵感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我曾生活在杂技团数年之久，积累了观察思考的心得；二是漫无边际的读书习惯，使我能在哲学、文学以及古今中外艺术文献中吸取能量。思想上直接间接受过影响的人物主要有尼采、庄周、石涛，以及西方现当代艺术理论中某些流派和著述，我指的是倾向于神秘和自由表现一类的论著，我尤其注意理论家的独特洞察力和表达智慧，现代中国尚没有产生这样的理论家。对于我的艺术实践或多或少产生过影响的人很多，重要的有周思聪、德·库宁(美)、黄宾虹、朱屺瞻和担当。在图式上则更多的得益于民间艺术和宗教壁画，前者在趣味上，后者在色彩和制作上常常使我受到启发。

　　我的形式语言是重彩写意。在湖北，曾经有一批彩墨画家以此为实验课题，我坚持实践至今，不仅如此，我自己对于绘画本体的探究激情，部分地来自这种语言实践所积蓄的经验，这种探究还将继续。

　　钟孺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