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吴树[微博] 《谁在拍卖中国》 第三章 拍卖圆明园，谁的狂欢节？

　　谁是“兽首闹剧”的始作俑者？

　　罗曼教授从巴黎给我发来采访笔记一周后，满世界的人都还在狂猜：两尊兽首最后的神秘电话买家究竟是谁？3月2日，一则爆炸性的新闻在北京突发，终于使整个事件有了较为完整的结局——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颇具戏剧性地宣布：该基金会收藏顾问、福建古董收藏家蔡铭超[微博]是巴黎拍卖会两尊兽首的最后竞价者。蔡铭超也同时发表短暂声明，宣称此举只是“为了尽到自己的责任”而故意搅局，决不会向佳士得[微博]交付一分钱。继06年斥资亿元在香港苏富比[微博]拍回天价金佛后，蔡铭超再一次以自己独特的超常行为震撼了全世界。

　　新闻发布会后，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佳士得驻华工作人员，他们宣称：他们也是刚刚从新闻里得知此事，此前总部未透露任何蛛丝马迹；第二天，罗曼教授从巴黎打来电话，称巴黎媒体因这一突发消息“炸了锅”，昼夜不停地播发新闻与评论，谴责蔡铭超的此举是“不负责任的痞子行为”；记者同时注意到，国内舆论对蔡铭超的“诈拍”行动也并非一面倒的支持，大多数媒体态度暧昧，网民好歹都说；3月3日，中国官方机构文物局有关负责人公开宣称：事先并不知道蔡铭超诈拍之事，认为“这完全是个人行为，非官方的，对此我们不发表言论。”有记者问及买家最终不付款，是否会影响中国人的信誉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买家既然作此决定，就要对自己的个人行为负责……”

　　又一出圆明园兽首拍卖的闹剧，以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方式结束了，一场有关中国圆明园被抢文物的国际纠纷也暂时告一段落，结局是有关各方谁也没占到多大便宜。中国律师团输了官司、没要回文物；因为蔡铭超的介入，中国人落得个“使用非正当手段”的恶名；佳士得和兽首的卖主皮埃尔·贝杰虽说整场收入有数亿欧元进账，但是中国政府快速做出反应——对佳士得拍卖行一切在华业务进行限制，这无疑也会对他们产生心理阴影，因为在此全球经济危机的时段，谁会为了“给当前经济危机阴云笼罩下的巴黎上空增添了一缕晴空(皮埃尔·贝杰语)”，而去跟美元贮备多得花不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过不去呢？

　　对于关心兽首拍卖事件的中国老百姓而言，用“落寞”二字来形容我们此刻的心情再也准确不过。自打2000年开始被绑上“爱国夺宝”的战车后，差不多10年了，我们就从来没有好好消停过，先是为“国宝”回归祖国宝岛而激动得睡不着觉，去为那些台湾“爱国商人”欢呼、炒作。等到我们将“国宝”炒热了，人家又把它们拿出来卖掉。于是，我们又隔三差五要为捍卫“国宝”的国有权而义愤填膺、隔岸救火。最让人泄气的是，中国老百姓的一腔热血非但没有换回所谓“圆明园国宝”通过体面、合理的途径回归，相反，却使得这些“国宝”身成天价，有些虽说最终被买回家，可也让那些真正的爱国志士伤筋动骨、耗费亿金，即便是在一旁摇旗呐喊、击鼓助威的普通老百姓，也被折腾得口干舌燥、筋疲力尽。

　　巴黎一战，终于使中国的老百姓发现了在“爱国夺宝”的道路上，我们真的有太多太多的无奈，流失海外的那些宝贝儿，除开少数几件碰上外国主子们心情好，或者是有事要和中国政府商量而被幸运遣返之外，没多少是可以“夺”得回来的，只能花费巨款“买”回来。而真要把那些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都给买回来，保守的给一个算式：1000万(件)X100万(美元)=？自己算去吧！

　　算来算去，许多人最后都会像笔者一样，算得精神狂躁、信心全无，感觉自己原来是掉进了别人精心设计好的一个陷阱，成为一场场闹剧中让人取笑的悲剧性“丑角儿”。

　　倘若真的是这样，这个“陷阱”是谁挖的？一场场令人心碎的“兽首连续剧”又是由谁出任导演？

　　2009年巴黎佳士得圆明园兽首拍卖事件以后，国内众多民众和媒体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集中在中国台北的一家名号为“寒舍艺术品中心”(以下简称“寒舍”)的古董经纪商身上。这家公司的老掌柜姓蔡名辰洋，是原台湾岛内最大的信用社“第十信用合作社”理事会主席蔡万春先生之子。蔡辰洋先生早年只是一名古董爱好者，1986年，随着中国古董市场的全面复苏，他敏锐地看到了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便开办了这家艺术品收藏、经纪公司，亲任寒舍集团董事长。2004年后，由原任集团业务经理的王定乾先生接任集团董事长和总经理之职。

　　王定乾出任寒舍新掌门人后，以他在几次有影响的拍卖会上的个性表现，很快引起了圈内人的注意。最早一次是2005年7月，王定乾受美国仙妮蕾德老板的委托，在伦敦苏富比的拍卖会上，以1000万英镑的出价竞买那只举世闻名的“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大罐”，虽然最终落败，但王定乾以最高出价的华人购买者身份，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世界拍坛一夜成名。

　　但是，要论起王定乾和他的寒舍集团的真正起步与知名，却远在“鬼谷子下山”之前。包括港澳台在内的更多中国人，是在若干次闹得沸沸扬扬的圆明园流失文物、特别是12生肖铜像的拍卖事件中知道了这家公司和王定乾先生本人。

　　据台湾传媒报道，1987年，当时在寒舍集团担任业务经理的王定乾透过电话竞标，从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买到猴首。两年后，他又秉承老董事长蔡辰洋的旨意，亲赴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以平均20万美元的价格，拿下了虎、马、牛3尊铜像，至此，蔡家一共掌控了圆明园12生肖铜像中的1/3。

　　同年10月，寒舍集团在台湾举行“圆明园国宝暨明清青铜器特展”，第一次以公开展览的形式向海内外宣布：圆明园12生肖铜像中的4尊已经回归中国领土，并且首开圆明园兽首“国宝”桂冠之先河。只可惜当时中国大陆的古董市场还刚刚起步数年，涉足收藏的人数还不太多，所以，除开少数圈内人从几家媒体上知道这件事外，大多数老百姓闻所未闻，就是偶尔得知，也绝不会意识到此“国宝”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一阵喧闹过后，这4尊“国宝”便重新销声匿迹，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一直到10年后的2000年，才突然以另外一种出人意料之外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

　　2000年，原被寒舍集团从国外买回的4尊铜像中的3尊——猴、牛、虎——突然被分别列入了香港佳士得与苏富比拍卖行的春季拍卖图录，这个消息之所以让人意外，是因为在此之前，台湾寒舍集团的新老董事长蔡辰洋、王定乾曾多次公开声称绝不会将这几件“国宝”卖给外国人，而像这样的公开拍卖，谁又能够保证挺到最后的受买人一定会是中国人呢？

　　到佳士得开拍的那一天，更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台湾寒舍集团董事长王定乾先生竟然出现在现场竞买者的行列之中，而且屡屡开出高价，与众所周知的大陆国企保利集团的代表易苏浩先生展开了激烈争夺，最后虽然落败，但也让保利多掏了几百万港币。

　　在两天后苏富比那场拍卖中，王定乾先生更是表现不俗，除开在虎首的竞买中力拼保利之外，在与北京市文物公司争夺乾隆六方套瓶的过程中，更是不依不饶、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关于这两件事，我们可以听听北京实两家国企代表的当场感受。

　　北京市文物公司代表刘先生事后如此描述：“……在电话委托停止后，台下又出现一个竞拍对手，是台湾寒舍经理的王定乾。寒舍集团是台湾的一家古玩公司，据说他是为美国的仙妮蕾德代买，事前我还与他们进行过商议，说我们下决心要让这件国宝回到祖国，希望他们不要与我们争，但他执意要买，一直拼到只剩下我们两个了，又在互争的基础上多出了八、九百万。最后幸亏有人在会场高喊：‘不要拍卖国宝，拍卖国宝可耻！’当时场上的气氛非常紧张，可能是受这个口号的影响，他们退缩了，我们才以1900万敲定……”

　　保利集团的代表、文物专家易苏昊也说：“事先跟王定乾有过接触，当时王含糊表示可让出来，但到竞投时，双方一左一右坐在头排，王定乾突然竞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但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他做得挺伤害我们的情感……”对王定乾在事后表示不认识当日竞投乾隆六方套瓶的北京市文物公司代表，“否则亦会放弃”的说辞，易苏昊更气愤。他说：“当天代表北京市文物公司举手的人就是瀚海拍卖行顾问刘岩[微博]，而王定乾在台湾帮助瀚海公司，是其台湾代销商，他怎么会不认识刘岩呢？这不是个笑话吗？”

　　时隔多年，每提及那一次香港竞买，生性直率的易苏昊仍然愤愤不平：“很不友善，王定乾让北京文物公司多花了900万，因为最后只有他在争，抬价抬了900万！我觉得在这种事情上，在民族利益上，不要把钱看得比民族利益还要重，我觉得他们不如香港人，太不如，特别是王定乾，他比香港老百姓差远了，他只认钱！”

　　对于同行们的指责，王定乾先生先后作过如下解释：

　　1. 这两次拍卖的兽首权属人不是寒舍集团，因为在10年前，寒舍集团就将买回来的

　　这几个兽首都“割爱让给了朋友”。王先生还多次向媒体表白：有一个外国汽车行当的大老板出价千万我们都没卖给他，因为“好不容易让这些国宝回到了中国，就要确保它们是留在中国人的手里，挣钱多少对我们来说是次要的！”

　　2. 既然已经将兽首倒卖了，为什么这次又要参加竞买？王先生说是因为自己对于这些

　　国宝有某种“情结”，至于这种情结是什么？外界一些人揣摩为“金钱情结”，笔者打死都不信！那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一定还是王先生经常挂在嘴边的“爱国情结”、“国宝情结”！

　　寒舍集团第三次公开介入铜兽首买卖事件是在2007年。香港苏富比要拍卖同样由寒舍集团从国外买回来的圆明园马首铜像，遭到中国政府的谴责和拒买，有些骑虎难下，因为万一中国人真的不买，兽首别说难拍出天价，就连能不能顺利卖出都成问题。在此情况下，苏富比一面忸怩作态——由公司媒介负责人容灵芝女士在媒体上放言恫吓：“拍卖行毕竟是在做生意，一旦马首上拍，我们不能保证一定不会被国外买家买走！”另一方面，苏富比亚洲区总裁程寿康与寒舍集团董事长王定乾先生尽力配合，前者负责游说前面已经买下铜猪首捐送保利的澳门富豪何鸿燊先生，动员他继续散财布施、爱国捐宝。后者王定乾先生则负责以“民族大义”游说不知名的台湾“卖主”，提前议价卖出马首，“防止国宝重新落入外国人之手！”真可谓拳拳赤子、用心良苦。

　　由于买卖双方在价格上存在差异，王定乾先生配合苏富比来回奔跑、煞费苦心，最终还是撮合成交。何鸿燊先生实在想促成生肖铜像整套归国，不得不在买方的顽固坚持下支付自己觉得过高的天价，而买家在王定乾先生“一次次登门劝说下”，最后也答应以高出估价800万港币的基础上场外成交。即便如此，何鸿燊先生还是付出6910万港币才买到马首(其中包括苏富比拍卖行佣金110万)，后将其捐献保利博物馆存放。

　　至此，圆明园12生肖铜像，有5尊回归中国大陆，它们分别是牛、虎、马、猴、猪。其中牛、虎、马、猴均由寒舍集团以共计约630万港币首次从国外购回，后由保利集团和何鸿燊先生以共计9640万港币拍得；花费最低的是自始至终与寒舍集团毫无关联的猪首，由何鸿燊先生以600万港币的价格从美国直接买回捐赠。

　　2009年，台湾寒舍集团董事长王定乾先生再一次被卷入了两尊圆明园生肖兽首“拍卖门”。法国佳士得拍卖兔首和鼠首，要说这一次巴黎拍卖，本来与寒舍集团毫无干系，可是王定乾先生却因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主动跳进了福建人蔡铭超先生的“爱国门”内。

　　自打蔡铭超先生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开自己的买主身份，并且表示绝不会向佳士得付款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内向灯向火的人都有，支持者称道此举是“爱国义举”，“以不良之举还治不良之道”；反对者则称此举是“痞子”行为，“有辱国格”。此时，王定乾先生以蔡铭超先生的朋友和“台湾著名艺术品经纪人”的身份，频频登陆《北京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微博]》等多家媒体，公开表明自己在拍卖前已知晓蔡铭超打算竞拍。并打保票说：“蔡铭超很热爱文物，他这么做真的是出于他的爱国心。他动机单纯，不是来出风头，不是来炒作，不是做生意……”

　　王定乾此言一出，互联网上立马就冒出许多“揭老底战斗队”。记者在国内最大的收藏拍卖网雅昌网的论坛中看到，有网友分析，蔡铭超在海外的最大支持者是“世界柯蔡宗亲团体”，而世界柯蔡宗亲总会首席顾问蔡万才，正是台湾寒舍集团老董事长蔡辰洋的亲叔叔。因此，又有人妄断：厦门“小蔡”只是台湾“老蔡”的“小马崽”。

　　尽管网上的传言不足为信，但对于受到王定乾力顶的蔡铭超先生所谓“爱国”之说，还是立刻受到了国内明白人士的坚决否定。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家要求个人不要参与竞购被劫掠的文物，认定这是赃物，你去参拍赃物，与国家不保持一致，何谈爱国？国家不希望把这一本来价值并不算高的文物炒高，希望以外交或法律的途径索回，你跑过去哄抬价格，形成价格炒高到1400万欧元的既成事实，何谈爱国？你要是钱真是太多，你也希望这兽首回国，那你买回来就让它们回国得了，但它们最后回国了吗？你的搅局根本没起任何作用，何谈爱国？众所周知，这两件文物是当年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抢走的，谁买下了这两件兽首，就等于为当年的强盗销赃……”

　　与谢辰生先生持相同意见的中国文物界人士大有人在，中国文物学会会长、85岁高龄的罗哲文先生针对所有圆明园兽首拍卖事件，一针见血地指出：“佳士得可鄙，不只是违背相关国际公约，还在于用罪证做交易，用罪恶牟暴利！倒卖圆明园文物，中国奸商也有份！”

　　早在巴黎兽首拍卖前，笔者曾于《谁在收藏中国》一书的前言中指出：“近年来，从清宫官窑瓷器的天价回流，到圆明园“十二生肖”的部分回归，这些带着国耻的‘国宝’，哪一件没有耗费国家或爱国华人的巨额赎金？更为可叹的是，其中有些珍宝，竟为某些华人当年在‘爱国’的旗帜下低价买进，经过一番新的‘爱国’包装后，又以数十倍于原价的报价卖出，自己牟取暴利，却让那些真正要献宝归国的仁人志士去高价爱国。如此种种，令人不齿！”

　　后来，繁体版《谁在收藏中国》在台湾出版时，笔者接受台湾媒体采访又进一步指出：

　　“圆明园文物的高价炒作，无疑是国内奸商勾结国际资本合演的一出阴谋戏。他们伉瀣一气，利用中国人的爱国情绪，先将欲炒之物包装成‘国宝’，然后通过拍卖，有谋略地逐步高抬物价……这些铜兽首算不上什么‘国宝’，真正的国宝文物只能是具有历史价值、科研价值、审美价值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不过只有100多年历史，自身没负载多少历史信息，也没什么科研价值，它们之所以能够称作‘文物’，只是因为在它们身上承载了中华民族的一段屈辱史。在这个问题上，台湾少数商人自始至终充当了不那么光彩的角色，打着爱国的旗号，把价格推上去，然后让别人掏更多的钱去接棒，为他们赚取高额利润。赚钱是商人的本分，可是也没必要玩弄国人的感情。这种人无异于发国难财的小人！”

　　对于笔者的“阴谋论”一说，谢辰生老人通过《新华日报》记者表达了强烈支持。他在接受记者面访的时候愤慨地说：“打着爱国的招牌，尽干些对民族有害的事儿，这种人就应该揭露！”

　　对于上述观点，显然王定乾先生极不认同，他先后通过《北京电视台》等媒体多次予以反驳：一是重申圆明园兽首就是难得的“国宝”，就应该拍到那么高的价格；二是批评国内反对恶炒圆明园兽首的“非国宝论”者是崇洋媚外、“妄自菲薄”。有趣的是，此前曾多次承认事先就知道蔡铭超要参加巴黎竞拍的王先生，在国内开始出现批评蔡的诈拍行为后，竟又在媒体上公开声明自己事先“并不知道”蔡要参拍，想要择清自己与蔡铭超的关系。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让更多人对此事存疑：蔡铭超此举难道真有幕后策划人？假若此次兽首拍卖没有引发国人对此前盲目抢购“国宝”行为的反思，而是一如既往地支持“爱国回购”，“王先生”们是否会如此低调改口呢？答案当然是不会。

　　巴黎两兽首拍卖刚刚宣布成交，在事先已经明知蔡铭超不会照章付款的前提下，王定乾先生在台湾《联合报》刊文，为蔡铭超虚开的天价欢欣鼓舞。文中说：“在全球金融海啸席卷之际，流失在世界各地的中国文物能创造如此高价，受到举世之青睐与推崇，未经此事件，大家或许可能还不知今天中国文物之艺术价值与价格，在国际市场如此仰之弥高……”

　　2009年4月上旬前后，《南方周末》在采取笔者有关观点后接着采访了王定乾先生，王先生高调陈词：“一千万欧元有什么了不起？今天国际上一千万欧元的当代艺术品有多少啊？凭什么说这个东西不值钱？我不知道依据是什么，是你自己整个中国的艺术品都太便宜了。如果你认为不值这个钱，那蔡铭超前面有两个人在举，人家那两个人算什么呢？人家都没有眼光？跟蔡铭超抢的还有两个人呢！”

　　也许是采访记者重复了笔者的“阴谋论”，王定乾先生显然更加生气，回答说：“人家卖方没有来哄抬啊，是我们国内自己去弄的。外国没有来哄抬你，人家没有跟你来闹这个事情，还是有人买嘛，还不是有人买？这个事情不是持有者炒的，也不是拍卖行炒的，这个事情反而是跟我们不相干的人自己在媒体上炒出来的……”

　　无语呵！对于王定乾先生的如此一番调侃和揶揄，我们的媒体只好保持沉默。因为王先生之言虽然有对内地媒体“卸磨杀驴”、“过河拆桥”之虞，但却没有歪曲事实。从寒舍集团海外买宝，到后来接二连三的“国宝”倒卖，我们的媒体确实是鞍前马后、不遗余力地免费为他人吹鼓抬轿，作嫁衣、当伴娘，最终统统成了“熊的服务”！别怪商人无情、谁谁无义，被人涮了一把没关系，就怕不长记性。

　　纵观圆明园12生肖铜像拍卖的全过程，这一场多集“国宝大戏”的内幕渐渐清晰入目，始作俑者是台湾寒舍集团，总编导就是该集团的现任董事长王定乾先生。这是一次极为成功的商业炒作，幕后操纵者们巧妙运用了清朝晚期那一段人尽皆知的历史资源，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大陆媒体的浮躁与短视，充分调动了改革开放后国人近乎偏执的爱国热情，从而完美地猎取了巨大的商业利益。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很明显，与站在王丙乾先生身后的两大拍卖行相比，台湾寒舍集团的收益只不过是九牛之一毛。从一场又一场的拍卖纠纷中获取最大利益者，当然非佳士得、苏富比这两家拍卖行莫属。其实若能冷眼旁观不难发现：这两家拍卖行的伎俩并没有什么新鲜过人之处，无非是通过制造事端、引爆新闻点，然后挑动口水战、“金钱械斗”，进而坐享“渔翁之利”。将两家拍卖行从上世纪80年代起，先后在日本和中国进行的两次“战役”进行比照，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在两个国家使用的手段几无二致，近乎整版复制，只不过在情绪挑逗的说法上小有调整而已。

　　二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在政治上声誉扫地，失去了在国际事务上的发言权。一贯有着“小国大民”心态的日本人虽然从表面上不得不依从美国，但是他们却凭籍坚忍的民族耐力，背负历史判决的重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仅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就成功地实现了第二次经济腾飞。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由于泡沫经济的出现，热钱泛滥，此时，佳士得和苏富比迅速抓住时机，在日本企业家的眼前上演一幕幕艺术品拍卖大戏，看得人家眼花缭乱、趋之若鹜。于是乎，投资艺术品领域很快就成为日本富豪的新选择。同时，通过公开竞价拍卖的形式，他们屡屡挫败西方买家，有效地宣泄了二战以来被压抑的民族自尊心，花上几十亿日元从伦敦买回一张毕加索的画，竟然能使大和民族集体狂欢数日，而且，投资者经常会被国民当作“民族英雄”来崇拜；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接踵而来的30年改革开放，让中国老百姓普遍受惠，他们中间一部分人迅速成为百万、千万、亿万富翁，形成了一个以江浙、广东、山西为中心的新富豪阶层。这个新的富豪阶层，从整体而言，仍以文化素质偏低的农民企业家和市井财富精英为主体，往往被人称作“暴发户”。这一人群财富控制量巨大，对多变的国家政策极为敏感，而且有着超乎知识精英们之上的个人自尊心，在投资问题上往往急功近利，不管干什么都离不开一个“炒”字，炒钢材、炒房地产、炒古董……这部分人尽管他们不缺少传统商战经验，但却缺少现代战略眼光，极易受到舆论影响。正因为如此，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佳士得、苏富比很快便把亚洲艺术品市场的重点转向中国。他们一方面竖起几只天价文物标杆，如“鬼谷子下山元青花大罐”等，让中国富豪们迷醉于艺术品投资的非常暴利，另一方面，他们不断抛售西方列强在历次侵华战争中抢掠去的中国文物，利用其间的激情故事，激发中国富豪们的“爱国热情”，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富豪们的艺术品投资资本。

　　拍卖圆明园，是西方人的狂欢节！佳士得、苏富比成功地绑架了中国人的民族情感、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圈去了中国人的巨额血汗钱。更令人悲哀的是：明里暗里，还有少数始作俑者的国人在帮他们做掮客、充当点钞机，只为分得半杯羹。

　　在这里，笔者有必要声明：理顺圆明园12生肖铜像拍卖事件的经纬，并非要跟谁算总账，只是想做一次亡羊补牢式的反省，让这件事清楚明了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因为12生肖铜像还有7尊尚未“横空出世”，倘若又有被掠“国宝”重现江湖，政府或许已经知道怎么做，我们媒体和老百姓也就不要再跟着人瞎起哄，免得自讨没趣。当然，很有可能下一个“龙首”、“狗首”、或别的什么东西，会以另一种方式出现，比方说：瞅着中国人不犯傻了，他们就让几个老外当托儿哄抢一番，然后再让人振臂高呼：“国宝被外国人买走是国耻！”或“抢救国宝”之类，假若“兽首连续剧”果真这样上演了，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