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浩如

　　中国艺术家常说的一句话：书画一家。这句口头禅借以描述一下我与建东在艺术活动中的关系，或许是巧合。数十年来，我们总在许多美展、笔会和社会活动中相眸。耳濡目染，心谐情近，当然对于他的绘画，特别是中国画，有了许多的感知与观照。加之我们都在高等学校，从事文学艺术的教育，数十年的教师爷，不可避免地都很重传统。勿论我之作书或他之作画，都是从传统中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出来，又再去一点一点勤恳地走向现代走向创新。至今尚在步履盘跚地探寻着。

　　近日，建东希望我能写篇文章，就他的中国画创作说些意见。想到上面的艺术的共知，不妨就我的审美认知作一些概括。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

　　近年来，建东的画不仅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而且参加了法国举办的中国文化年系列活动，应邀在法国雷思举办了个人画展，一样受到西方艺术爱好者的喜欢。我以为他的画从题材到意象都给人一种再现自然美的审美趣味。建东的画，以花鸟人物为题者十之八九，其人物则又多取材于云南边疆的少数民族生活，这与他曾作为知青在云南西双版纳生活了将近十年有关。在他的笔下，勿论傣族少女的婀娜，佤族姑娘的健朗，都能在中国画的笔墨形质和设色中写出。他的花鸟画取材很广，正如其恩师袁晓岑老师说的“花卉翎毛、走兽虫鱼皆能跃然纸上”。当然，我们更多见他收入画题的，是云南的孔雀，版纳的水牛，昆明的垂丝海棠和大理的茶花，等等。这可以说都是云南这一块美丽神奇丰富的红土大地上培育出来的大自然的物态美景。云南山水之奇美，植物之丰富，花卉之艳丽，造就过无数的画家。建东虽生于上海，但却是地道地在云南这块沃土上站起来的画家。数十年的生活与创作，使他几乎完全地融入了南疆大地。正是在这里，他与大自然达到了艺术境界的和谐。

　　两千多年前，庄子就说过：“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到了汉代，董仲舒归结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 ①，即“天人合一”的思想。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是人类应该追求的理想境界。这种思想不仅为中国古代的哲学家认知，也被西方许多哲人所探讨。这里我只想举出黑格尔一段话：“一方面只有一系列复杂的对象和外形联系在一起的有机的或无机的形体，例如山峰的轮廓，蜿蜒的河流、森林、草棚、房屋、城市、宫殿、道路、船只、天和海、谷和壑之类，另一方面在这种万象纷呈中却表现出一种愉快动人的外在和谐，引人入胜”。②这里说的“对象和外形”也就是本文说到的绘画的取材，即大自然中的花卉、翎毛、虫鱼、走兽，植物乃至于自然人等等。艺术家要追求的正是要表现出的“愉快动人的外在和谐，引人入胜”。我们看建东在他的画上所表现出来的，正是这样一种引人入胜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看他的孔雀，很悠然地涉于溪涧流泉之中，伴着垂下的古藤浓荫，或者立于岩上，徜徉于紫藤山茶之间，或者春深时节，小憩于樱花海棠之下。而这些，都是我们在云南这块大地上，从昆明到版纳，随处可见的大自然之境界。看了这些创作，我们有一种红土地特有的和平、和谐、和美的感觉。正如庄子所说：“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③建东的画，勿论怎样笔挥墨洒，其造型总是遵从大自然的外形。

　　二、造型与传神的融汇

　　在中西造型艺术的比较研究中，常被提及的一句话是“中国画重写意”。“写意”似乎成为中国传统的文人画的重要特征。再后来，是更重意象的诸如清代中叶以后的石涛，八大等大师的“大写意”。到了近代的吴昌硕、齐白石，这种特重笔墨意象的写意发展到了一个几近于极致的高峰。然而随着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许多大艺术家造型与传神中寻找中国画的新路。徐悲鸿以其深厚的绘画动力融入了中国画的笔墨意象，中国画又进入一个新的境界。现代有成就的艺术家，大多走过了由素描与线描造型功底进入用笔墨色彩追求新的艺术表现手法的创作道路。

　　这里不打算就近代中国画的发展作太多的赘述。我以为建东在他自己走向艺术的道路中，正是近代艺术家常有的一种现象——从素描入手，打下了浑厚的基本造型功力，再入中国绘画之门。建东早年入艺术学院，受到严格的绘画基本技能的训练，系统地学习了美术的基础课程。学习的勤勉用功，使他掌握了西方的绘画技法和扎实的造型能力。他在许多表现云南边疆风情的创作中所塑造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正是建立在这种踏实深厚的艺术功力之上。他把这种艺术的技巧应用到写生与创作中，从而有了《爱尼山歌》这一类的优秀作品。他在花鸟画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勿论古树春花、孔雀飞鹤，都很注重事物的自然的原生态。甚至许多细节，如孔雀之梳羽，都令人感到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绘画必须有形象，形象包括细节，这便是绘画中常说的“具象”。当绘画一个人物或事物时，从对象符合视觉感受的真实的方式进行造型，使人产生真实与如生的亲合审美情趣。过去常听部分批评家说中国古代传统的绘画缺乏科学的解剖观念(人物动物)，没有光影与透视的感知(山水、景物)。又有人把这说成是“神似”而不拘于形式，——实际上这是曲为之解。近代艺术家引入了西方艺术的科学的概念，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如果没有具象，没有细节的真实，没有了可以辨识的形象，或许就进入现代或者后现代的纯抽象的线与色的游戏中，是否还应归入中国画的范畴之中，则值得商榷。

　　然而单说具象与形态的细节，又会被误解为纯形式的意匠，因而“传神”成为有为的中国画艺术家追索的重要鹄的。

　　齐白石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则媚俗，太不似则欺世。”这便是具象(形似)兼传神(神似)的理论的一个代表。神形兼备，这是艺术家追求的境界。形似要求画家在摹仿、再现生活时严格按艺术视知觉的科学规律，在光影、色彩、解剖等提供客观物象的真实感。而神似则要求艺术家在造型时以概括、提炼等艺术手法表现出瞬间的内心世界，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这便有了“形神兼备”的传神之说。事实上，那怕是纯自然主义的描摹，纯“形似”而毫无一点主观意象的绘画是没有的。只不过画匠的东西缺乏传神与意境而已。

　　建东的画在注重写实，追求形式的传真的同时，则因其深厚的功力和生活的积累而能使其绘画生动感人，生意盎然，在栩栩如生的形象与细部的描绘中表现出花的鲜活、鸟之灵动与人物表情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当他创作南方边疆的雨林、植被、孔雀与少数民族的少女的作品中，一种充满生机的气息、祥和宁谧的意境，产生了令人神往的审美想象。这正是建东绘画中的一种跃然纸上的内在的精神气质。

　　三、笔墨形质与色形斑斓

　　美的形象令人神往，而真正能使中国画气韵生动，意象传神的特点在其具有抽象意味的主要艺术表现手法——笔法与墨色。

　　作为形象造型的应物象形，即我们常谈的“形似”，如果离开了“骨法用笔”，即只求其物象之自然构成而无中国画的笔意，那么中国画的艺术特征就没有了。中国画的特殊的艺术表现手法首先在于用笔。笔墨构成的线条是中国画精髓。西方虽也有注重线条的，说“线是绘画的主角”(安格尔)，但西方绘画中远远没有中国画中的用笔所表现的线条意趣那么强烈和蕴藉。提出“六法论”的谢赫谈中国画之骨法用笔“纵横逸笔，力遒韵雅”，故能“一点一拂，动笔皆奇”。④到了唐宋以后，艺术家有意渗入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的筋骨张力，提出“一画说”：“夫一含万物之中”。“一画之法立而万物著矣。”⑤而中国画之笔又寓于墨色之中。一笔一画，在水与墨的涵泳中意化出无限的审美情趣。这便是中国画。所以我们对于一个中国画作者，谓之“无笔墨”是最贬低的评议。

　　建东的画，在扎实的造型功力中和传神的形象性中融入了笔墨形质的意象。他的画从形象出发，不是从抽象的线条色块出发，但他的画完成于中国传统的笔法和墨韵之中。笔墨的絪缊，在画花时瓣之构成与叶之滃染，与画鸟中羽之勾勒与尾之灵动，都被他充分地发挥了出来。他画的孔雀，其带凤眼的长尾，很注重在笔墨的线条中表现出灵动与飘逸，而观其首颈之浓墨与覆羽之侧锋，都具有很生动的表现力。正是“在于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⑥(石涛语)。建东画里所表现出的笔形墨质的意象，是从传统中走出，又能融汇而出新意，所以令人读后感其神彩。

　　中国画的笔墨形质为精神，而谢赫在“六法”中也照样提到了色彩的应用，即“随类赋彩”。自从五代徐、黄创造了没骨之后，以墨为体、以彩为用的技法便自成一派。今天，花鸟画几乎无不用色。色彩应用之妙，使中国花鸟画更加贴近生活、贴近自然，从而更加引人入胜，吸引着人们的审美兴趣。建东是“科班”出身的艺术家，学院的系统教育，使他能在中国画色彩的应用中更加得心应手。同时他也汲取了西方重光色的绘画精神与许多现代的设色方法，使他的作品中充满了生机。孔雀群奔于森林翠竹之中，整个画面补色，馀色都以螺青和石绿为主调，一派南疆密林中的生动的景象跃然纸上。这种容易见俗的翠色与石色，在建东的笔下竟如此清雅。他画的垂丝海棠(花海笼翠)，则是一片胭红的画面，充满天际，把春城的花海渲染出来。而几只孔雀从花潮中走出，补充了画面的丰富。胭红与翠碧之强烈对照，是一种盛世光景。然而这一大胆的对比与强调，却依然如此清雅，这便是建东画中用“随类赋彩”的一大成功之处。

　　造型的形象性与笔墨的抽象性，成就了建东的艺术创作特色。形象的“离形得似”与笔墨的“万取一收”，使绘画的意境更加诗意与升华。袁晓岑老师说建东的画风“清新洒脱、雅俗共赏，”这是极确切的评议。中国画之“雅”，是传统气韵与笔墨意象的抽象美的归纳，正如书法所概括的中国式的抽象艺术所表现出的境界。而“俗”则可能意味着更多地吸引着人们的视觉的审美情趣，从而获得更多的人们的喜欢。把笔墨的抽象化融入理性化的应物造型与传神写照之中，把彩墨的感情化渗化到抽象的意蕴中，从而获得雅俗共赏的人气。他在传统与现代之中摸索，在西方与东方之间寻觅。显然，建东的创作道路没有停步，他在十字路口回顾，他会在大师林立的高峰之间寻找到属于他自己的路。

　　我期望着我的这位德艺俱佳，为人善良的艺友，在未来的创作中把古今中外的艺术手法咀嚼之后，吐出更灿烂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