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京生

　　一、真力弥满，画如其人

　　孙泳新先生身上，有我们民族性格中最可贵的优秀品质，这一方面是山东省深厚历史文化滋养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青少年时代家庭文化熏陶的结果。

　　山东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有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底蕴。春秋时期的儒学与兵学在这方水土上的广泛传播，使得这块地域长期弥漫着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挥之不去的醇厚的中和与刚健而清新的气息；这种气息，之所以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挥之不去，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方地域中的历史文化很早就化育在家庭文化之中，并因此千载不息，持久传递。

　　接触过孙泳新先生的人，往往立即能感受到他那种“与生俱来”的以儒学立身而循此以处世的人文气息。这是中国人祖祖辈辈遵循的文化传统，使得一个人自婴儿呱呱落地，就因呼吸家庭中这种无所不在的文化空气，而影响思想、行为和生活方式所使然。同时，这也是一个人在青年时代步入社会以后，在由众多如是的个体中国人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集体大家庭”中，互相陶淬并由此强化了自己的文化信仰所使然。于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孙泳新先生是一位有明晰文化信仰、清晰文化归属感的画家。画如其人，通过分析他的作品，我们发现正是这种明晰、清晰的文化信仰和文化归属感，使得他一旦挥毫作画，其作品也就能通过那高迈的技法语言而自然而然地传递出一派真力弥满、刚健清新、光明坦荡的气象。

　　在孙泳新先生身上，有一种不易察觉的文化深邃性，这种深邃性系统而完整，深沉厚重而生机勃发。作为画家，这一方面是他几十年不间断向他所选择、所敬仰的大师请教，并转益多师、博纳古今中西优秀艺术文化遗产的结果，但另一方面，这同时也是他立足儒学的仁学原则，建构自己风格取向并以此让这种风格取向航行在现代中国文化河流所使然。只要我们展卷看看孙泳新先生所作的《和气祥瑞》、《风清月明》、《归》、《科技园里丰收年》、《炬红新村》、《江上春忙》、《华夏长寿》、《盛世荷花别样红》等等作品，就会相信，他是在长期不懈阅读艺术文化和社会文化这两本大书之中，在互为参照、互为比勘之中，以“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方式，让他的绘画充满文化深邃性，并以此使他的绘画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文明象征。

　　孙泳新先生在绘画技法上是下过大苦工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几十年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学习思想文化的人。但他不是纯粹的书斋里的学者，也不屑于去做脱离社会、脱离人民、脱离时代的书斋式的学者。所以，几十年下来，早年他在社会文化这本大书中所学到并强化了自己本有的儒学心灵，使他能在以后一直通过孜孜不倦地持之以恒的学习中建构起来的隶属于自己的知识系统，往往比那些书斋里的学者要博大精深得多。这种博大精深，不仅仅限于道德方面的显现，即便是他的绘画形式语言内蕴中的美学思想支撑以及技法语言系统，也都是令人赞叹的。因为，孙泳新先生这个年龄的人，经历过许多特殊的“时代”，在这些特殊的“时代”中，他一方面没有被“异化了的书斋里的学问”异化；另一方面，又在“礼失求助于野”的意义上，在他所融入的“集体大家庭”中，接受、拓展并升华了中国文化传统文化中的正脉思想及与之相关的知识技能。

　　不可小视这种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的正脉传衍及其社会个体在自我修省中的融入与升华，这是一种诗教合一、礼教合一、政教合一、天人合一而海纳百川的融合，所体现的是不息生命“终归大海做波涛”式的文化传统的真正意义所在。孙泳新先生的《和气祥瑞》、《风清月明》、《归》、《科技园里丰收年》、《炬红新村》、《江上春忙》、《华夏长寿》、《盛世荷花别样红》等作品，就是他在每次作画时，在他自己所建构起来的如是的心灵大海舀起的一勺文化之水，撒向画面，进而生发出的充满情感的图像波涛。孙泳新先生的这些作品，正因其所具有的文化的“深邃性”而动人心弦，且具震撼人心的力量。

　　二、净心明志  以技传情  

　　孙泳新先生的画作风格，简洁、质朴、大气、明灏。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按朱熹的解释，这是指“致饰于外，讨人喜欢，不属于仁的行为”。这是孙泳新先生选择简洁、质朴、大气、明灏风格的本原。

　　但简洁不等于简单，质朴也不属于呆滞。孙泳新先生的画作，譬如他的《京郊初春》，简洁质朴中，蕴有大气磅礴的风貌而能骨气洞达，蕴有浑朴清雄的气息而能通透灵秀。《京郊初春》这件作品，以难度较高的“折钗股”之法筑锋下笔，用笔藏头护尾，行笔一丝不苟，万毫齐力，故点画精致，其笔法的跌宕起伏、递相映带、互相顾盼，有痛快沉着，明净爽达之美。这便是孙泳新先生利用他的绘画空间传情达意，并在这传情达意之中通过他的笔墨承载了中国历史人文之中蕴含的人文理性和人格风采，以确保中国传统文化中健康向上的文化精神，能够在“日用寻常”的“游心于艺”之中得以健康发展、顺畅传播。

　　具体而言，在孙泳新先生的笔墨中，颇得先秦两汉人家法，笔法干净利落，如昆刀刻玉，有籀文遗意、有将军印风采，游刃有余之中，有鹰望、鹏逝般的美。从文脉来源上看，这是孙泳新先生在向崔子范先生学习时，在崔子范先生的“金石气”中发现了“先秦风骨”和“汉唐气象”的美感力量。这无疑会使他异常兴奋，所以，无论是从他的《和气祥瑞》、《风清月明》、《归》、《科技园里丰收年》、《炬红新村》、《江上春忙》、《华夏长寿》、《盛世荷花别样红》、《京郊初春》等巨制大作看，还是从他的《家园大吉》、《小园初春》、《初足心天地》等小品看，在这些作品中均可见出他的绘画的个人风采，虽无不是由他选择的文化信仰培育而成，但更重要的是，孙泳新先生在艺术上从不以空洞的说教示人。他的作品皆能托物言情、以情造意，绝无肤浅浮泛之弊，这就使他的作品不仅画面气象有放达开张之貌，而且章法布势精工、体势奇绝而健稳，故既有峻健遒媚之意，又有浩然之态，可谓有万全之美——这些，都是一般技法高超但没有文化信仰的人难以做到的境界。

　　君子修身以俟命，内圣于己方能外王天下。因为有明晰的文化信仰，所以孙泳新先生的作品风格，可以说是在唤醒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内心深处的文化火种，并使之与人们即下的情感需要保持持久共鸣的双向作用之下，被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所共同认同的。孙泳新先生曾生活在社会最普通的工人、农民群众之中，以后，他又与社会政界、企业界、文化界的诸多精英有过甚为密切的交往，他一直既保持着与社会中普通民众的紧密联系，又保持着与社会中的诸多不同领域文化精英的思想情感的紧密联系，这就导致了他的艺术，走的是一条弘文大雅而雅俗共赏的路子。在艺术上，最难的不是个性极度的恣肆夸张，而是既能够通过艺术明明德于己身，又能通过艺术明明德于天下。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我欲仁而斯人至矣。在这个意义上，孙泳新先生是一个与圣人同行的人。

　　如前所述，孙泳新先生是崔子范先生最喜欢的入室弟子。崔子范先生曾是一个受过儒家影响深厚的革命者，也是一个几近大师的优秀画家。这就使得孙泳新先生在向崔子范先生学习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使得他的风格，总体属于经过近代知识分子重建的文人画范畴。这是一种隶属于传统经典文化理性化的审美类型(在他的绘画中，则显现赋予线条特定文化质量和赋予章法开合以特定文化属性等特征)。所以，作为画家所肩负的责任，既有继承文化的使命，也有匡扶世风的使命。于是，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孙泳新先生艺术上的真正价值所在并不复杂：他喜欢画的题材通常是能引发欣赏者心灵共振的题材，故而他的作品往往展卷即能使人们体验到心灵被洗礼的感觉——而这一切，都是中国古代圣人将他们的思想和学说化入“日用不知”使然，当然，这也是他的作品蕴含了如上的信仰力量使然。

　　综上所述，在孙泳新先生的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他无疑是一个注重修为自己心灵体验工夫的人，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你能看到他的眸子特别清亮温穆。仅仅从他的作品的笔法，如下笔裹结稳实，用笔先中锋藏笔，然后疾徐有致地运行，妙在能起伏相承，蕴涵微妙变化等方面看，我们也能够发现他作画，往往能势如兵家登阵，变通总在腕下，有英雄舞剑般的美，故其作品往往观之令人心旷神怡。这就是他每作画，首先是对自己的精神操练(修己以敬)；其次，就是他的作品因此能够鼓舞人心(修己以安人)了。

　　总之，孙泳新先生这一代中国人，对生命与苦难的理解，往往要比当下许多书斋里的学者深刻得多，也比海外的一些不懂国情的国学大师理解深刻得多。更重要的是，孙泳新先生在自己的艺术中，能够做到上述的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因此，他的艺术得到了社会不同阶层的许多人的由衷尊重。陆九渊曾说：“不识一字，亦还我堂堂做个人。”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立场上，孙泳新先生的作品“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对于孙泳新先生的作品，我们应该从这个立场来理解、来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