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秦

　　“民营美术馆”在新中国属于新事物，目前中国的民营美术馆只有四、五家，以美术馆的名义运营的机构或许多一些。随着2012年末北京今日美术馆[微博]馆长更替，刘益谦[微博]王薇[微博]夫妇捐建的上海龙美术馆，郑好先生创建的昊美术馆上海馆、温州馆相继开幕，民营美术馆成为跨年话题，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以纵向的历史眼光看，1990年代黄胄先生创办的炎黄艺术馆开幕到后来的银行托管，成都上河、天津泰达、沈阳东宇美术馆陆续开幕和谢幕，是中国民营美术馆的第一轮热潮。2000年之后，北京今日美术馆、上海多伦、上海证大、南京广厦等美术馆相继迎宾，并且现在均已有序运作，可谓第二股热潮。2008年奥运前后，四川青城山、内蒙鄂尔多斯(8.74,-0.04,-0.46%)、上海外滩、上海民生等美术馆规格更加国际化的开幕，可以算作第三次浪潮。而2013的数场跨年巨献、媒体可见的若干大作和指向性更加利好的政策导向，仿佛吹响了新一轮号角。

　　横向的国际性比较而言，基于国家对公众艺术事业的鼓励体制之上(如果将财产留给后代，必须支付高额遗产税，而支持公共艺术事业是可以免税或减税)，国外美术馆大多属民营，采用执行馆长负责，基金会募款，董事会监管的模式，如美国的惠特尼、纽约现代美术馆。而国内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政策规定企业赞助支持美术馆可以得到相关税费减免甚至还需要缴纳税款，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企业赞助美术馆事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高级管理人才的缺乏和整个从业人员队伍的经验不足是民营美术馆的重要制约。再加上美术馆赞助人的商业诉求压力和国内整个的活动赞助氛围，以及媒体舆论导向的影响使得我们很难看到一个已具规模的中国民营美术馆结构，更多的都是“在路上”，我们可以从若干方面加以辨识。

　　首先，民营美术馆不是赞助方的宣传机。

　　在中国当下的社会集体意识的判断层面，若某人或者某机构对“美术馆”进行了捐赠，一定会产生是“追名”还是“逐利”的猜测。实际上当整个社会的公益捐赠氛围没有建立之时，相关的法律法规没有完善之前，确实会有赞助方自身或其背后的可以得名得利的顾问群体、特别是还能分到羹的利益群体，会抓准或者制造一些机会大力鼓噪，美术馆就成了赞助方的宣传机。

　　其次，民营美术馆不是相关机构的福利编。

　　如果美术馆可以得到个人或企业的持续捐助，举办影响力还不错的大型展览。这时某人若在美术馆工作仿佛成了一个听起来风雅，做起来清闲的好去处。目前国家的事业编机构正在改革，且民营美术馆涉及的相关机构很多，某些领导可能会介绍某些“亲友”来此工作。实际上民营美术馆是一个永远缺钱，永远需要更多的钱加以更完美的艺术呈现的特定工作场域，但若在机构中真的有那么几位“不给力的亲友”，整个馆方的项目推动成本可想而知。

　　再次，民营美术馆不是艺术商人的孵化器。

　　民营美术馆是靠品牌知名度、学术影响力、媒体美誉度生存的机构，每一笔新的品牌赞助的达成都是提升场馆实力和展览效果的关键，并形成一种链条效应。若在运营过程中没有处理好“商业合作的空间”和“美术馆定位”的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绝非短期可以消除。若是摆明了就是赞助方或利益方用来盈利的平台，甚至是变现、逃税、洗钱的平台，不仅行业认可会形成区隔，法律监管部门和媒体公知人士也早晚会关注。

　　当然，民营美术馆也不是艺术家的展示窗。

　　美术馆的最主要功能之一当然是展示的平台，但仅仅是挂挂画儿，摆摆物件就成功[微博]的不是真正意义的美术馆。若加上民营美术馆的特征和企业或个人赞助的特点，就更需要整个美术馆的管理团队和运营团队共同打造这座“梦想现实之舟”，以宏观的立场巧妙协调美术馆的展览展示效果、品牌文化建设、教育推广功能以此带来媒体的深度关注、社会的广泛互动和国际资源的持续合作，从而形成对赞助方(机构或个人)的事实回馈。

　　如果在美术馆的历次浪潮和今后的发展中有这些“不是”，那即是真正鼓励了民营美术馆的发展，更会对社会文明发展和文化艺术提升带来真正的效果；给处在转型期的国家文化政策、产业政策、税收政策带来经验，也给国家公立美术馆的改革带来认识上、方向上的信息，对整个社会的文化艺术认知，心理习惯养成方面带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