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用图：《兰亭图卷》明代万历本中的王羲之观鹅图 东京国立博物馆门前的“书圣·王羲之”特展海报 董其昌题跋“东坡所谓‘君家两行十三字，气压邺侯三万签’者，此帖是耶？”

　　■ 王羲之特刊

　　■ “书圣·王羲之”特展观展札记(上)　　

　　“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是晋人对王羲之仪容与笔势之美的赞叹，然而右军真面目到底如何？正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举行的“书圣·王羲之”特展无疑提供了一个契机，《东方早报·艺术评论》除专程赴日专访策展人、刊发现场观展记外，还约请章汝奭、王连起、富田淳等专家撰文解析。　

　　“书圣·王羲之”特展所在地是东京国立博物馆平成馆，设在二楼，进门处是放大的明代万历本兰亭图卷拓本中古朴典雅的王羲之画像，俯首执笔，若有所思，令人想见其“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仪容与笔势之美。

　　顾村言

　　壬辰岁末下决心去东京观摩“书圣·王羲之”特展其实有着一种复杂的感情。

　　一方面，中日关于钓鱼岛的争端仍在相持，从大气候而言，去日本似乎总让人感觉不那么自在，而在深恶右翼政客的同时，对于日本文化中所保留的中国唐宋遗风又有着兴趣，到日本民间，一山一水，一街一巷，一草一木，行走之间，常有亲切之感；另一方面，最大的吸引力还是“书圣·王羲之”特展本身，不得不感叹举办这一特展的东京国立博物馆的豪气，毕竟，王羲之的故乡似并未举办过一次真正的王羲之专题大展，虽不免有些气短，然而想想有些事件，似乎也是没办法的事——甲午以来日本公私所藏的中国文物，到底有多少是来自真正的收藏，有多少来自巧取豪夺或许是无法说清的，也是中国文化的伤痛之一。至于现在中国艺术市场上所谓的日本文物回流，大多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与商人牟利的工具而已。

　　东京“书圣·王羲之”特展于2013年1月23日开幕，24日晚抵达东京，翌日上午，从所住地浅草坐地铁，不过三四站即至上野站，出站不远即是有“文化森林”之誉的上野公园，拾级而上，那片著名的樱花道已在眼前，鲁迅先生《藤野先生》开篇那一名句“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却也像绯红的轻云”，年少时确曾让人浮想，此刻既是冬季，那条樱花道，木叶尽脱，一片萧然之气，主干皆极粗，古劲有力，枝条却极柔长，从道路两侧几乎相连相接，树下远望，若雁行天际，似有若无。

　　著名的西乡隆盛雕像附近正在维修，雕像四围被护栏所遮，走下去，可见东京国立西洋美术馆、东京都美术馆、东京国立科学博物馆、东京文化会馆、上野之森美术馆等掩映于林荫之间，若长日无事，到此闲逛品赏自然是不坏的选择，然而行程既紧，此行的目的地只能是樱花林的尽头——上野公园北端的东京国立博物馆。

　　“书圣·王羲之”特展是上午9点30分对外展出，我们提前四五分钟到达博物馆，只见巨大的“王羲之”大展海报标牌竖立门前，分三段，极为醒目，中间是“书圣·王羲之”五个竖排大字，左右分别是放大的王羲之《行穰帖》摹本与定武本《兰亭》图片，大概因为来得较准时，且是周五，不过二三十人排队，很快便进入馆中。

　　“书圣·王羲之”大展所在地是平成馆。相比较东京国立博物馆其他有着百多年历史的老建筑，平成馆是十多年前建成，宽敞明亮，大展设在二楼，进门处是源自明代万历本兰亭图卷拓本中古朴典雅的王羲之画像，俯首执笔，若有所思，令人想见其“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仪容与笔势之美。

　　画像背后便是展览的序章，包括王羲之之前中国书体的变迁，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到西周时代的小克鼎文字、战国时期的石鼓文尽皆有之，几可算得上一部简明中国书法史，这些展品来自日本多家美术馆博物馆，包括《十七帖》上野本等，因有的之前读过，均未及细读，感兴趣的倒是京都国立博物馆提供的唐人所书《世说新语》第六残卷，开篇即是“豪爽篇”，书有“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武帝唤时贤共言伎艺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无所关，意色殊恶，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与之，于坐振袖而起，扬槌奋击，音节谐捷，神气豪上，旁若无人。举坐叹其雄爽”。这段子说的是王羲之的叔父王敦旧事，那种“旁若无人”直取性情之真的态度不免让人想起羲之东床袒腹的故事，所谓晋人风流，其实正是代表一种生命的鲜亮与自由，而这与专制与乡原遍天下的社会无疑是格格不入的——有时真不免感谢晋末那样的社会大动荡，唯其动荡，才产生那样的一种“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而晋之风流对其后的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影响可谓巨矣，明末和民初，同样是针对异族带来的巨大苦痛，汉人这一生命的自由又再次焕发出新的亮色。晋人风度对日本文化同样有着巨大的影响，日本文字的平假名，其笔势即法自最能代表晋人风度的羲之行草。

　　因为与“书圣·王羲之”特展策展人、东京国立博物馆陈列课长富田淳先生所约的访谈定在上午10点，只能走马观花，直接去看了前不久在中日书法界引起较大反响的《大报帖》，摹本并不大，写在长25.7厘米、宽10.1厘米画有竖线的纵簾纸上，和摹本一起的还有日本幕府末期至明治时期的古代书法鉴定大家古笔了仲写有“小野道风朝臣”的鉴定书，摹本笔势婉转流丽，也如故宫[微博]博物院研究员王连起先生所言，一些字的笔势肥了一些，包括“也”字那样的写法出现在书札中间似也存疑，这些都是要向富田淳先生求教的。

　　10点到，下楼到服务台等候富田先生，不过两三分钟，谦逊微笑着的富田淳便从侧门出现了。富田先生研究中国书法，中文自然讲得不错，2006年中日书法珍品展在上博展出时他也曾到沪并撰文《关于日本现存之丧乱帖、孔侍中帖、妹至帖》 ，此后也曾多次到访上海。访谈是在富田先生的办公室进行的，书橱里几乎是清一色关于中国碑帖与书法的丛书，话题自然还是从《大报帖》展开，看得出，他十分关注《大报帖》在中国引起的反响，我将《东方早报·艺术评论》所刊载的关于《大报帖》与《妹至帖》合并可能性的文章以及网上所下载的一些评论给他时，他几乎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然后说：“哦哦，他们这样解释。”他也认为《大报帖》与之前1973年发现的《妹至帖》有可能原属一个帖而后被裁割，当然这只是可能之一。关于这次大展，他说缘起于四五年前想集合中日美珍藏的王羲之摹本书迹，然而到底没能办成，最后无奈只好自己先办了，恰好又逢两国邦交化40周年。闲聊时不知怎么也谈起中日两国因钓鱼岛而冷却的关系，这次特展的引题便是“纪念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不管政治如何，中日两国的文化确实是血脉相通的，富田淳说他太喜欢中国书法了——很多日本人都喜欢书法，他平时也会练习书法，而对源自美国的当代艺术，他表示看不懂，也不喜欢，“还是书法与水墨好，让人看着舒服。”其实一方水土养一方艺术，也正如中国饮食会是这方水土的产物，无论书法还是水墨画，也都是东方这方土地的产物，中国当代艺术到底该如何发展也是一个大的话题，若无对人生的一种诚实态度与真正的中国文化之根，只是迎合资本或投机取巧，那到底是不会真正健康与长久的。至于当下的中日两国，确实面临一些困境，然而解铃还需系铃人，日本这些年首相走马灯似的换，或许很难再产生真正的大政治家了。东京国立博物馆负责人在开幕式上讲了这样一句话，“越是这种时候，越要通过文化交流来加强两国的感情纽带。”中日两国的困境其实也正是这百年来两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悲剧之一，或者说，包括这一原本当在中国首展的展览，其实也见证了这一悲剧，一如右军一再所书的“悲夫”二字。

　　不知不觉间访谈已近两个小时，不管如何，应当说这是一次愉快的聊天，也让自己认识了一位深入骨髓喜爱中国文化的日本学者。不过有些疑问的是，这样热爱中国文化的日本人在东瀛到底有多少呢？

　　这样的问题在下午的继续观展中便有了答案——午餐后再入展厅，与上午相比，人已极多，可算得上拥挤，然而并无什么声息，所有的观者都在屏息凝神静观展览，并有秩序地轻移脚步，那样的一种对中国古代文化与书法的珍视与敬仰是清晰可触的，也是让人感动的。

　　依然先从唐人所书《世说新语》第六残卷开始品赏，随后是对王羲之书法形成有影响的刻本：张芝的《八月帖》、锺繇《荐季直表》、《宣示表》(贾似道刻本)等，其后又有王羲之的小楷《乐毅论》(越州石氏本)、五岛美术馆提供的《心太平本黄庭经》(宇野本)等，均难得一见。

　　小楷《乐毅论》曾被褚遂良推为右军正书第一，并注明“四十四行，书付官奴”，而唐太宗最为宝重的右军书迹除了行书《兰亭序》，就是小楷《乐毅论》了。《乐毅论》墨迹本今已不传，包括刻石亦已不存，惟余摹本与刻本，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曾记有：“《乐毅论》石，在故高绅学士家。绅死，人初不知惜，好事者往往就阅，或模传其本，其家遂秘密之，渐为难得。后其子弟以其石质钱于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今无复有本矣。”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七中称曾亲见其焚后残石，“时石已破缺，末后独有一‘海’字者是也。”展出的《乐毅论》(越州石氏本)本仅存二十九行，末后仅剩“海”字，与沈括所记相符。首页右下角已然缺失，钤有“李宗瀚”之印，且以朱砂记有“三百四十字，高氏本火后仅存一百八十九字，见朝天续集”，纸墨皆精，神情迸露，笔划清晰灵动，一片静穆之气。越州石氏本另有一本为美国安思远所藏，上图所藏《宝晋斋法帖》之宋刻《乐毅论》中则有“千载一遇”四字带点的特征。

　　五岛美术馆提供的《心太平本黄庭经》同样是右军刻本的经典(此本传为赵孟頫藏宋拓本)，不知何时流入日本并归宇野雪村藏，开篇是“上有黄庭下关元，后有幽阙前命门”，此帖刻工亦极精，末署“永和十二年五月廿四日五山阴县写”，让自己感兴趣的还在于此帖后的题跋，有元代方方壶以隶书所题的“元至正二年春仲上清道士方方壶识”，又有“道门硕儒之称”的无为道人(张宇初)所题：“右黄庭经一帖。尝闻之前辈在元盛时吾山所藏。迨八十余本。于中此本最为精善。或传为松雪斋本也。而兵后并皆散逸。惟此本方壶翁独能宝之。未常示人。先父冲虚公用力求之数载方得。将以为家宝。今观其笔势神化。诚非他帖可比。恐后来者不知所自暇因识之。岁洪武已末仲夏嗣四十三代天师无为书于方廉斋。”后则继有明代陈继儒、董其昌再题，董其昌的记有“黄庭俱七字成文，右军首书四言，惟此贴独异……又昔人论右军黄庭，尚存锺法，今他本不似元常结构，似钟惟此本，余在长安闻此帖有年，曾游新安访之，乃南羽从留都购得，信希世之珍，墨池为放光。”——董其昌的惊喜是有道理的，同样是小楷，此帖与《乐毅论》相比，法严气逸，雍容和雅，有隶意，古韵足，这也正是思翁所云“尚存锺法”的原因吧。

　　说起隶意，让人惊喜的还在于其旁声名赫赫的前凉时代李柏尺牍稿——这是前凉惟一有史书可证的重要人物的两通文书遗迹，李柏彼时是西域长史，文书为李柏在前凉太元五年(328年)于楼兰给焉耆王等几个国王发出信函而留的草稿，系书于麻纸之上，运笔皆枯，古意纷披，笔势拙辣，然而又神采飞扬，“五月七日，海头西域长、(关内)侯李柏顿首顿首……今遣使苻大往相闻通知消息，书不悉意。李柏顿首顿首”，另一文书有“此月二日来到海头，未知王问，邑邑！天热，想王国大小平安”等，读来颇有人情味，此帖所书与右军几乎同时代，相比较右军书迹俱是摹本，此帖最大意义是真正的手迹，除了隶意，也已初具东晋流行的行书风貌，与右军书迹对照看，极有意味。李柏尺牍稿系日本僧人橘瑞超1909年在新疆楼兰三间官房遗址的石缝中发现，后盗运回日本，现藏于京都龙谷大学学术情报中心大宫图书馆。包括上世纪初斯坦因等人在西域故地的大劫掠，造成了数以千计的壁画、简牍、手稿等的流失海外……想起是让人痛心，然而联想起彼时敦煌王道士的监守自盗及其后的社会混乱，这些文物身处异邦，毕竟还是保存较好的——日本学者透露此书迹曾于2000年7月至2002年3月进行了修复，将本是裱成一卷的两通文书，揭裱为未用裱纸的单件，恢复了其本来面貌。

　　再往下观看，依次是各种版本的十七帖，如王穉登本、明搨欠十七行本、王文治本，淳化阁帖的各种版本，如夹雪本、吴廷旧藏、顾氏本，以及大观帖、绛帖等。

　　比较难得的还有藤原行成临右军《秋荻帖》，这也是展览第一部分惟一的日人书迹，2006年曾在上海展出，此番可算再观了。系写在从中国传去的《淮南子》故纸背面，正面的墨迹隐隐可见。藤原行成是日本平安时代中期的朝臣，被尊为日本古代书法“三迹”之一，相比较右军书迹，行成的临本显然纤弱不少，然而一种优雅与潇洒之气依然可见。

　　终于到了几件重要右军摹本，第一自然是出现在海报中的右军《行穰帖》唐摹本，“足下行穰，九人还示应决不？大都当任。”共两行，字势一泻而下，自有一种豪放爽畅之气，结合《姨母帖》等摹本，晋人笔法与唐宋后大多书家注重顿挫确实是有着巨大的不同。此帖被誉为“美国藏中国书法第一名品”，曾是清廷收藏，后流落民间为大风堂收藏，张大千到日本曾携此卷并一时存放于友人处，现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这一名帖精彩处还在于董其昌题跋，思翁对此本显然钟爱有加，题了又题，先写释文，再题“东坡所谓‘君家两行十三字，气压邺侯三万签’者，此帖是耶？董其昌审定并题”。其后又有长跋曰：“宣和时收右军真迹百四十有三，《行穰帖》其一也。以淳化官帖不能备载右军佳书，而王著不具玄览，仅凭仿书锓版，故多于真迹中挂漏，如《桓公帖》，米海岳以为王书第一，犹在官帖之外，余可知已，然人间所藏不尽归御府，即归御府或时代有先后，有淳化时未出而宣和时始出者，亦不可尽以王著为口实也，此《行穰帖》在草书谱中诸刻未载，有宋徽宗庙金标正书，与《西升经》、《圣教序》一类，又有宣和政和小印，其为庙殿私藏无疑。然观其行笔苍劲兼籀篆之奇踪，唐以后虞褚诸名家视之远愧，真希代之宝也，何必宣和谱印传流有据，方为左券耶？万历甲辰冬十月廿三日，华亭董其昌跋于戏鸿堂。”

　　复题大字云：“此卷在处，当有吉祥云覆之，但肉眼不见耳。己酉六月廿有六日再题，同观者，陈继儒，吴廷，董其昌书。”此一行草可谓逸品，墨色清润透明，风格淡雅空灵，用笔则跌宕多姿，飘飘欲仙，当得起王文治所言的“书家神品董华亭，楮墨空元透性灵”，云其书法软媚者真是谬言，董思翁书法受右军、杨凝式、米芾影响于此也是清晰可见的。受董之影响，乾隆对此帖亦放手题了两遍，且都裱于董其昌跋前，不过，有了董之手迹，乾隆那手字实在没兴趣再细读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