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若虹

　　如果想了解画家刘文西的为人，只要看看下面几个数字，就可以看出他的大概轮廓：

　　三十年来，他到陕北去了四十多次；

　　三十年来，他跑遍了陕北所有的县；

　　三十年来，他近十次在延安过春节；

　　三十年来，他在陕北结交了几百个农民朋友；

　　三十年来，他画了几千个农民的肖像和上万张速写。

　　从这些数字里，可以看出他和陕北农民的密切关系；他创造了画家深入农村的新纪录，他是陕北农民的知心朋友。

　　刘文西不是北方人，他生长在江南的水乡[浙江嵊州市水竹安村]，可是他自从1958年在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分配到西安美术学院工作以后，就经常在沟壑纵横的陕北山沟里钻进钻出。在充满阳光的窑洞门前，在弥漫着烟草气味的土炕上，在石块垒成的墙脚下，在种满庄稼的斜坡的边缘，这都是他和陕北老乡经常坐在一起拉家常、讲故事的地方，也是他经常给陕北老乡画画的地方。有人给他统计，他在陕北画的速写有一万幅以上，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可是他并不满足，他还继续在画。有这样一个事例，有个陕北农家孩子，刘文西从他五岁时画起，一直面到三十七岁还在画。这种顽强作画的态度，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除了说明他对农民的热爱已经在思想感情里深深地扎下了根以外，再没有别的理由可说。

　　速写，是写实主义绘画的基本功之一，也是画家搜集创作素材的不可缺少的手段。一万幅速写，对于一个画家来说，既做到了技术上的干锤百炼，又收集了无比丰富的素材，为今后的创作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刘文西在人物画方面的步步前进，正是从坚持不懈的速写入手的，这一点很值得青年画家们学习参考。

　　刘文西生活简朴，数十年如一日，衣冠草草：带有一身的土气；这正是一个不肯随波逐流的人民艺术家阎有的品格和风貌。在精神生活上，我认为他是一个少有的富翁，囚为他于里掌握着一个农民形象的仓库，拥有这样殷实的家底，谁能估计，在今后的岁月中，刘文西能够勇往直前、创造出多少具有良好的社会效果的优秀作品哩！

　　农民，作为一个个分散的个体，不过是一个专门和土地打交道的庄稼汉；用农民自己的话来说：“一个老实巴交的土疙瘩。”就像刘文西画过千遍万遍的那样，是一些外貌纯朴、心地善良的人物；头上老是包裹着一块羊肚子毛巾，一张饱经风霜的满布皱纹的脸，浓重的眉毛和倔强的胡髭，肥大的带有补丁的衣裳，粗壮的骨节棱棱的手，再加上一根长长的旱烟袋……这就是陕北农民的典型形象。尽管刘文西画得逼真，但在远离乡村的城里人的眼里，画得再好也不过是个普通的“乡下人”而已。

　　但是，就是这样的农民，当共产党把他们组织起来，把成千上万的个体组织成一个巨大的群体以后，他们完全变了，变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一个有无比的胆量、无穷的力量的巨人，一个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巨人，一个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巨人。而且，这个巨人不仅仅能够和土地打交道，并且既是工人的后备队，又是战士的后备军，实际上是集工农兵于一身的三头六臂式的人物；人们不能再用世俗的眼光看他们了，必须了解他们的威力，必须了解他们的功勋，必须了解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搬掉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了增进读者们的了解，我想把我两次亲眼目击的农民巨人的行迹简略地作一些介绍。

　　一次是上世纪40年代初期的延安，那正是抗日战争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刻，在延安大砭沟的入口处，召集了一个有几万农民参加的群众大会。大砭沟人口的两旁，对峙着两个不小的山坡，到会的农民就密密麻麻地从山脚坐到山腰、从山腰坐到山顶，形成了两座“人山”。白色的头巾和鲜红的旗帜交织在一起；矗立的红缨枪和三八式步枪并列在一起；浓重的陕北乡音和浓厚的烟草气味混合在一起；当山下的草台上响起激昂的口号的时候，两座“人山”上立即应和，那声音就像从地壳里钻出来的雷声，既深沉而又响亮，一次又一次地在寂静的山沟里回荡。这就是农民巨人的声音！这就是战斗中国的声音！这就是饱含着必胜的信心的声音啊！

　　另一次是l948年在山西榆次的城郊，那正是解放战争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刻；一支农民支援前线的队伍在我面前走过，这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到底有多少人我说不清楚，我只看见远远近近的几个重叠的山冈上，都蜿蜒不绝地排列着这支一字长蛇阵的队伍；他们两人一排，带着长竿和绳索(作为抬担架的准备)，带着水壶和干粮，一声不响迈着大步往前走。那雄健的步伐，那昂扬的身影，正是农民巨大的步伐和身影啊！正是改变农民命运的步伐和身影啊！也正是改变中国命运的步伐和身影啊！

　　由于年龄的局限，刘文西没有看见过这种巨人的行动，没有看见过这种无比宏伟、无比壮丽的场面；他只能依靠想象、依靠各种参考史料，才能够把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遗迹用视觉形象描摹下来，就像他在l977年创作的《奠基礼》那样。《奠基礼》是一幅成功的作品。我对这幅作品颇有偏爱，那握在农民手中的飘荡的红旗是我曾经见过的；那高举的步枪与红缨枪混合在一起是我曾经见过的；那穿便服的农民和穿军服的战士混合在一起的场面也是我曾经见过的。我欣赏农民群众与他们爱戴的革命领袖围集在一起的那种欢欣鼓舞的场面，我更欣赏落后的武器与先进的思想结合之后所产生的胜利的奇迹。我认为这样的作品应当经常挂在陕北农民的窑洞里，让他们的子子孙孙知道年老的祖辈除了种庄稼以外还走过一条革命的光辉道路；这幅画应该是陕北农民的传家宝。

　　从个体到群体，从静止到行动，从过去的回忆到眼前的现实斗争，我以为这是刘文西描绘农民生活的创作历程中两个不可偏废的阶段(反映革命历史题材和反映现实生活题材)。前一个阶段刘文西已经画得够多的了，对于反映后一个阶段的作品，我们看到有《祖孙四代》、《支书和老农》、《沟里人》、《山姑娘》、《黄上情》及大型长卷《陕北秋收》、《安塞腰鼓》等，但比起时代对我们的要求，相形之下，刘文西反映后一个阶段的作品还是显得太少。我希望刘文西今后把主要精力移到后一个阶段来，多创作一些描写现实生活斗争具有时代特色的作品。

　　一提起描绘农民生活的画卷，我们马上会想起法国的农民画家米勒(18l4—l875)，会想起他创作的《倚锄人》和《拾落穗》，仅仅是一种劳动姿态的描绘就表现了一代农民生活的困苦与艰辛，这是米勒艺术魅力的最大特色。当然，我们还会想起那幅有名的《晚钟》，会想起暮色苍茫中那两个低着头默默祷告的夫妇；破旧的衣裳，简陋的农具，身边正放着两小口袋刚刚从地面挖出来的马铃薯……画家从祷告者的虔诚姿态里画出钟声，那在宁静中显得特别悲凉的钟声标志着一个宁静而又悲凉的时代。用米勒说过的话来形容，这是“大地正在呻吟”的年代，这是农民“靠眉毛上的汗水养活自己”的时代，一句话，这是法国农民听天由命的时代。

　　同样，一提起描绘农民生活的面卷，我们又会想起德国伟大的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1867—l945)，会想起她在《农民战争》组画中所创作的《耕夫》和《磨镰刀》，她那锐利的刻刀，深刻地表现了农民的屈辱和仇恨。特别是那一幅题名为《反抗》的作品，把一群佝偻着身体拼命向前奔跑的庄稼汉描写得淋漓尽致。画家的画笔是针对着斗争的激烈来塑造形象的，她特别强调了那些被怒火燃烧得有些痉挛的脸，那些执拗地拿着武器的手，那些没有穿鞋子的青年人的赤脚……更为动人的是，画家塑造了一个在旁边为冲锋者高呼鼓劲的老年妇女的形象；只要看看她那高举的双手，只要看看她那显示了无比仇恨的十个蜷曲的指头，就可以想象到斗争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生死关头。毫无疑义，这幅作品表现了另一个时代，是德国农民的觉醒时代，是被压迫的奴隶争取“人”的地位的时代。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看看刘文西的作品中，有没有标志着另一个时代特色的作品呢？我说，有：那就是他早期创作的很受观众欢迎的《同欢共乐》。这是一幅民间年画式的作品，画的是一群穿着新衣的陕北农民正围绕着他们热爱的革命领袖毛主席在共度春节；看，板胡拉起来了，唢呐吹起来了，秧歌队快要出发了；一张张的笑脸，一个个的兴高采烈，这是多么幸福的同欢共乐啊，这是千载难逢的同欢共乐啊(我说千载难逢，是因为从陈胜、吴广的起义到太平天国的灭亡，千百年来我国农民断断续续的兴兵起义，不知道经过多少次的浴血斗争，但是每一次的斗争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只有在20世纪40年代，当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取得彻底的胜利以后，我国的农民才真正取得了胜利的果实)；应该说，《同欢共乐》反映了一个新的时代，是我国农民用自己的力量解放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时代，是我国农民翻身作主人的时代！

　　从《晚钟》到《反抗》到《同欢共乐》，三幅作品反映了三个国家的农民的三个不同的时代；艺术作品的可贵不正因为它是一幅形象鲜明的时代画像吗？

　　不过，就社会主义时代的丰富内容来说，《同欢共乐》仅仅是我国农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的一个起点，是全国农民胜利大合唱的一个序曲，辉煌的乐章还在后头。单从陕北农民来讲，在三座人为的大山搬掉以后，还有一座贫困的自然环境的大山横在前面，这就留给陕北农民一系列的艰巨的斗争：这里包括有改变生产手段的斗争，有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有扩大耕种面积的斗争，有加强文化学习的斗争，有消灭迷信和愚昧的斗争……一直到赶上社会主义的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完成为止。喝荞麦面糊糊的时代应当早早结束，目不识丁的时代应当成为过去，社会主义农业不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而是不断更新的生产手段和不断更新的精神面貌。让那些上了年纪的老爷爷坐在暖烘烘的阳光下面把四十多年以前的革命故事讲给后代儿孙听吧，一系列艰巨的斗争将落在精强力壮的青年农民身上。

　　刘文西完全有可能看见这些火热的斗争，也完全有能力把新时代的面貌画得更新更美，他决不会停手，他今年只有五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