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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静钧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现代快报》报道，南京雨花台区某一大型工地，今年1月8日发现两座六朝古墓，3月26日，当考古专家入场时发现古墓已被毁，另发现的4座六朝古墓，也被施工方连夜铲平。

　　六朝古墓被毁，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光是在南京，见诸公开报道的在近几年之内就有数起：2006年4月施工方封锁大门铲平六朝古墓；2007年7月南京秦淮区一工地，近10座六朝古墓一夜被毁；2011年南京“将军山”文物级墓葬地，被开发商和施工方强行毁坏。

　　珍贵文物人为被毁的事例也不独南京所有。有2000年历史的古城长沙，其“走马楼、柑子园、营盘街等这些老街，短短几年就只剩下一个名字”，刚被文物部门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的民国名医刘建勋“予园公馆”也一样遭遇厄运。

　　大量文物古迹被肆意毁坏，其动机非“反文物”的意识偏执，恰恰是文物保护和文物市场发展“双增强”之时。我们也注意到南京出台了施工前先进行文物考古的规定，南京在文物执法上也算尽了力。然而，貌似强大的文物保护网罩不住文物，令人反省。

　　一个直截了当的原因就是违法成本与违法获利的巨大反差。按现行法律，文物被毁的最高代价是罚款50万元，这个几乎买不到一线和某些二线高房价城市一间厕所的罚款，与其说是震慑施工方和开发商的处罚，还不如说是动辄数十亿合同金额的施工项目毁坏文物的许可证。

　　法律目的最终倒逆，被保护的成了被伤害的。面对珍贵文物屡次被毁的事实，文物保护法必须改革，以适应新的形势。

　　首先，文物毁坏的主体往往是财力物力庞大的开发商，开发商与施工方往往构成雇佣关系，施工方的行为也相当于是开发商的行为。确认毁坏主体，明确替代责任，把法律的绞索套在开发商身上，让他无法再把责任推给临时工，推给施工者。其次，由现有50万元封顶的行政处罚，改为与开发商项目投资额挂钩的“累进罚款制”，项目投资额越大，罚款越重，让其付出把法律当儿戏的沉重代价。

　　最后，既然文物产权归于国家，国资代表机构就应跟进，代为提起民事损害赔偿，文物保护不能仅靠行政处罚的行政责任网。如有必要，应启动针对开发商和施工方法定代表人的刑事替代责任追究制度，形成最终追索的震慑，让躲在幕后的操纵者和主使者，真正为故意毁坏不可修复文物付出个人自由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