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平祥

　　新世纪伊始，中国当代艺术走向了它的鼎盛时期，而由国外资本引领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奇迹，更使中国的当代艺术达到魔幻境地。然而使人不解的是，先锋艺术和当代艺术此时自身却出现了颓势，人们看到，中国当代艺术的那些代表人物正在失去活力和锐气。想当年他们的那股批判精神和不屈不挠的闯劲，似乎都已成为“革命回忆录”中的英雄史话。原因何在？是盛极而衰的宿命，还是哲学的悖论——这些都是值得思索的问题。

　　参照欧美现当代艺术的百年历史，何等的规模、何等的完整，又是何等的精神文化气象。近几年我一直在对中国先锋艺术和当代艺术的观察中思索。

　　《白鹿原》改编成电影的热播所引起的中国文化界的反响和思考，莫言获诺贝尔奖带来的震荡，这些文学界的成果给艺术界带来的启示在当前这个历史的节点上富有建设性意义。

　　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是中国近30年来先锋艺术和当代艺术的深层精神文化问题。作家格非曾提出关于“中国先锋文学已经解体”的思考，我以为他的说法同样适用于先锋艺术，文学和艺术在精神上是同源的，它们的解体也是同步的。

　　恩格斯曾在给一位为现代思潮而困惑的作家的信札中写道：“只要真实的描写，就是一个新故事、好故事。”恩格斯的这句穿透历史的话语，应验在中国的莫言和陈忠实等的身上，他们就是坚守了这一条：只要真实的描写就是新故事和好故事。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发言也是把“说故事”和“说好故事”作为创作的目标。

　　回头看近些年中国的当代艺术界，多少有才情、有天份的艺术家，为“当代性”“现代性”“国际性”等摩登观念所累、所惑，不仅疏离了艺术的本质，也徒然浪费了才华，虚度了青春。

　　中国的先锋艺术和现当代艺术，形式的起点是欧美，精神的动力是中国社会。先锋艺术在西方的兴起有深刻的精神原因和历史原因，其根本有二：一是形式的自律，二是“一战”前后开始的精神危机和社会危机。西方最为自信而有效的“理性”，竟然导致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奥斯维辛大屠杀、法西斯主义、核战争、世界两大阵营的对立、空前经济萧条……导致从哲学、思想到社会、文化的空前反思和批判。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主义艺术和先锋艺术随之兴起。

　　兴起于上个世纪末的中国先锋艺术，有与西方接近的精神和社会背景，但历史文化的逻辑链和艺术形式的自律性并不连贯和清晰，具体地说，中国现代艺术和先锋艺术是在精神文化断层上发生的，所以这种艺术就很难进入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这种先天不足决定它必然是脆弱的。因此它宿命性的解体并不是一件坏事，相反这可能预示着具有建构意义的中国新的艺术的出现。

　　从精神文化的角度说，剥离意识形态和体制的因素，艺术家最大的敌人还是我们自己。我们当守的没有守住，我们革的又非所当革，然而几十年弹指一挥间，当我看到一批可以成为20世纪伟大艺术家的朋友，还在为虚幻的观念所累而不知所措时，真希望当代中国文学界的现实能够成为他们前进道路上的参照。

　　(作者为油画家、美术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