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嫣

　　这些年国内艺术圈的部分人士每当在谈及威尼斯双年展与中国当代艺术时，总是会将讨论和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国国家馆策展人的选择以及艺术家能否代表国家文化形象等话题上，甚至有人将其上升到中国当代艺术是否能在威尼斯双年展这场“艺术奥林匹克”里赢得“民族尊严”的高度上，这种极具意识形态化的民族主义情结似乎在很多人身上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的思维倒戈，再加之对于当代性理解的偏执，不免让人“望而生畏”。

　　我们先不谈中国馆和中国艺术家如何，光威尼斯双年展的模式本身似乎就是一个对于当下艺术发展来说的陈腐模式。用国家作为艺术的单位，将艺术的展览拉进一种类似奥运会的模式，那最后在意的只能是尊严和面子。艺术是用来表达人的思考和情绪，给予人的想象力以处所，用国家这个“标的”来显现，或许对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妨碍。为什么它依旧存在？一方面威尼斯雙年展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其本身的功能性也随时间发生了变化，而催生这种变化的正是主要主导或参与这个展览的国家或文化对于“民族国家”这个概念理解的变化，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艾未未能代表德国参展、黄永砯能代表法国参展了。另一方面，每个地域和国家对于当代性的认知是不一样的，进而对什么能代表“国家艺术”的理解也大相径庭。中国这一路也经历了从最初的1980年送“民间剪纸”和“刺绣”到具有划时代意义且能应对西方艺术逻辑和满足猎奇心理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崛起热潮，再到如今的文化部批文开发布会以代表“国家文化形象”而被政府重视的过程，目前的状况只能说是中国当代艺术在20年里寻求“存在合法性”的道路上迎来了一段“不被政府管制”的时光，如果放宽所谓的政策或者说给予“政策上的支持”能消解掉当代艺术创作中的那一根根让当权者恼火的“刺”，自然是放你在外面尽情的玩，但“摆地摊的”永远还是要看“城管”的脸色的，让不让你摆摊挣钱完全是看心情的事。

　　尽管我们斥责是利益的较量绑架了学术，尽管我们惊异中国当代艺术界竟以集体大爆发形式诞生十余个“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展”，尽管我们深知大部分艺术家也是自己交钱去威尼斯“镀个金”，尽管我们成了意大利经济不景气下威尼斯市民欢迎和嘲讽的“土大款”……这一切的背后绝不是将所有罪过推给资本与意识形态就可以草草解释的矛盾，而是我们世界观与价值观脱轨的矛盾、是艺术教育的观念与普及性的矛盾、是参与人、观众、资源重复所造成的圈内麻木而外界莫不关注的矛盾、是美协、传统体制与独立艺术、西方语境的矛盾……我们在很清楚的意识到意识形态化的中国馆不可能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和当代文化的“国家形象”的同时，又不舍把自己这种集体的身份去掉，这或许是对自己不自信状态下的文化焦虑。

　　很多艺术家都说“现在没有当年的激情了，更多在乎名和钱了，真怀念以前的真实。”我想说，可能真不是您的名和钱的错，而是您老了，激情在很多时候是只属于年轻人的，但唯有真实是可以自己把控的。此次由成都当代美术馆馆长吕澎[微博]先生策划的“历史之路——威尼斯双年展与中国当代艺术20年”展览中，成都当代美术馆投资支持了相关的学术研究项目，委托美国人温成团队访谈了数十位曾经参加过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展人与艺术家，我有幸成为剪辑后访谈影像的第一批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给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那些所谓“开天辟地”的事件，而是透过讲述者对于历史时刻的还原，滋生出对于青春与过往的祭奠。尤其是那些“艺术眷侣”，有的如今还在一起，有的早已分道扬镳，也有的只是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过往。虽然在访谈中大家要么是“一笔带过”要么干脆避而不谈或者让采访者删减段落，而谁又能否认曾经的那个他或她或许就是现在那个他或她“成功”的奠基人？我们之所以怀念青春，或许是因为青春岁月里的坦然，就像每一个深谙世故的人身边都有一个傻大姐般的朋友一样，那或许不是利用，只是因为羡慕。艺术的创作恰恰离不开真实与坦然，只有这样才能与观众发生共鸣，而理性的艺术资本正来自于真诚的观众，只有那些炒作者才看的是简历听的是数据，所以艺术家参加过威尼斯双年展真的有那么重要么？或许只有艺术家真正重要了，参加过它才会显得必要。

　　对于威尼斯双年展这个营盘来说，失利和被批判的大多时候都是充当流水兵的策展人和艺术家，只有人埋怨火锅的料不好，没有人会觉得是锅的问题，从这个层面来讲，它还真是个聪明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