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穷尽新表现主义”到“追问另类现代性”

　　——北京展洲“穷尽：德国新表现主义 /当代艺术展”的符号衍义

　　支  宇(文学博士，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美学与艺术批评研究)

　　20世纪中国艺术与德国表现主义及新表现主义艺术存在着很深刻的学术相关性。这已经成为中国艺术史论与批评界一个无需讨论的定论。然而，从视觉层面上，或者说从审美感知层面上，当代包括当代艺术家和批评家在内的中国受众，究竟直接面对面地经受过多少表现主义大师原作的艺术震撼呢？这恐怕是一个令当代中国人汗颜甚至羞愧的话题。勿庸讳言，国人视觉经验在国际化层面上的差池与缺失显然与当代中国在国际经济与文化上的弱势情态一体两面。

　　为了尽快弥补这一缺失，为了让中国受众不出国门就能够较深入与全面地细读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大师的精品杰作，北京展洲国际艺术园区隆重推出了“穷尽：德国新表现主义 /当代艺术展”。与此配套，策展人德国艺术与教育国际交流促进会主席黄梅女士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微博]先生还推出了“体积的对话 ——中国中青年雕塑邀请展”。就21世纪初中国当代艺术展而言，展洲国际艺术园区的开园展不仅体现了策展人的国际艺术人脉与艺术策划能力，而且还体现了他们深厚的艺术史素养与文献学意识。作为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当代艺术展，这个展览现场与多媒介文本还呈现出艺术史溯源、国际艺术交流与本土艺术启示等多重意蕴。

　　新表现主义：从“致敬”到“穷尽”

　　在6月15日的开园展上，安塞尔姆o基弗、乔治o巴塞利兹、约尔格o伊门多夫、马库斯o吕佩尔兹、西格玛尔o波尔克和A.R。彭克6位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大师的作品在北京展洲国际艺术园区的三号展馆集中亮相，其中不乏安塞尔姆o基弗的《失落的字母》和《耶稣家谱》、马库斯o吕佩尔兹的《天堂之门》、乔治o巴塞利兹的《红色的母亲带着孩子》、约尔格o伊门多夫的《回归》和A.R。彭克的《明星卫士之18》等德国新表现主义的代表之作。

　　从世界艺术史看展来，新表现主义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首先以德国为中心发展然后扩展到世界各国的重要艺术思潮。从吕佩尔兹到基弗、从巴塞利兹到伊门多夫，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家们的艺术作品已经成为世界当代艺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世界各国艺术家甚至普通公众的视觉观念与审美趣味方面，德国新表现主义正发挥着与古希腊艺术、文艺复兴艺术、古典主义艺术到现代主义艺术相同的建设性作用。对当代中国而言，中国艺术家与艺术受众迫切需要接受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作品的熏陶与感染。这些新表现主义大师，2位已经离开人世，而其余4位已经进入耄耋之年，向大师与杰作致敬，已然成为中国当代展览系统国际化发展的重要趋向。与普通文本性的艺术史写作不同，要以展览的方式来梳理新表现主义绘画的艺术史价值与发展脉络，策展人需要具有宽广的艺术视野与浓厚的图像学文献意识。北京展洲“穷尽：德国新表现主义 /当代艺术展”的策展团队在这方面体现出惊人的素养与能力。他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迅速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与藏家那里将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大师的精品杰作集结起来并在同一相展览中呈现在中国观众面前。一个展览当然无法穷尽新表现主义，但因为6位新表现主义大师大量作品的到来，北京展洲“穷尽：德国新表现主义 /当代艺术展”被德国秀瓷画廊主舒尔茨称之为“令我震惊和钦佩”的 “奇迹”，这显然不是溢美之辞。

　　另类现代性：从“追问”到“显影”

　　就本土性意义看，“穷尽：德国新表现主义 /当代艺术展”不仅是对新表现主义的“穷尽”和“致敬”，更是在20世纪表现主义艺术思潮视阈下对中国当代艺术“另类现代性”的“追问”与“显影”。

　　本展览有其独特的时间节点与社会语境。中国崛起与当代艺术井喷将中西文化汇通与艺术交流中的中国视野、中国立场与中国关切等问题推向了国际当代艺术展览与文化互动的前台。受世界性关注的影响，后殖民主义意义上的“另类现代性”成为我们理解这次展览之于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意义内涵。

　　这不仅体现在视觉艺术叙事的维度上，也体现在思想史叙事的维度上。即使有艺术家未受到过德国表现主义艺术的影响，但从整体层面上讲，进入现代性社会以来，中国百年艺术受到世界表现主义艺术思潮的巨大影响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历史事实。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在鲁迅等文艺思想家的倡导之下，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就在中国现代版画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迹。珂勒惠支的表现主义艺术精神与手法一直蛰伏并涌动在延安革命美术运动的骨髓之中。此后，受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表意习性的抑制，表现主义逐渐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存留在中国艺术家的潜意识暗箱内部。直到历史之手在新时期强行翻开沉重的扉页之时，表现主义艺术思潮才得以从遥远的地平线上再次奔涌而来。一方面，世纪初的表现主义艺术记忆被老一辈艺术家从记忆之海的底层打捞出来，另一方面，以德国为核心的新表现主义运动先后经过1979年“法国19世纪农村风景画”和1982年“德国表现主义版画展”以及艺术画册对新一代的当代艺术家产生巨大的影响与冲击。

　　联系新时期以来新表现主义艺术的传播与影响，本次展览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核心追问可以归纳为三个问题。其一，中国当代艺术如何在视觉现代性中寻找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其二，中国当代艺术如何与革命文化的命运性发生关联？比如，伊门多夫的图像政治叙事显然与王广义等的“政治波普”存在着同与异的二重性。其三，中国当代艺术如何与传统文化的命运性关联？基弗与彭克，再包括意大利后起的表现主义艺术家基亚和克莱门特等都广泛借鉴了传统图像与视觉资源，这必然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再传统”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作为一个繁杂的符号文本，北京展洲“穷尽：德国新表现主义 /当代艺术展”的符号衍义显然不可能被“穷尽”。然而，符号学原理强调的是意义的阐释与开显，没有尝试性的揭示与去蔽，任何一个图像文本或展览现场的意义都不可能被理解与道说。这个简评，正是这样的一种有限性与非“穷尽”性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