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粉丝团在某社交网站上贴出了一款写着康熙朱批“朕知道了”的纸胶带的照片，引发两岸网友疯转，并很快激起一轮销售热潮。

　　据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网络商城透露，“朕知道了”纸胶带在网络上的关注度极高，不仅本地观光客喜爱，连其他地区的顾客也抢买，1000多份很快销售一空。本报记者 刘畅挖掘文化不管台北故宫博物馆此举是否出于商业目的，但这些纸胶带产品确实为传统文化赚足了人气。“台北故宫如此新奇而顽皮的创意，成功地得到了现代人的喜爱，"稳准狠"地抓住了年轻人的心理，又十分实用，接上了地气。旧朝奏折里那沉埋的文字突然间就被唤醒了生命。这样的"穿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是一件好事。”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吴元新如是说。吴元新一直热爱旅游纪念品的设计，他曾荣获过2002年首届中国旅游纪念品设计大赛的金奖。通过纪念品的商业创意，的确能够让馆藏的文物藏品“活”起来。“这些创意产品不但吸引了更多游客的目光，也走进了普通百姓的家中和心中。”吴元新告诉记者，其实不仅只有这款“朕知道了”纸胶带，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有很多其他设计精美的文化创意产品。但记者也发现，很多旅游景点的纪念品销售点，所售商品与其主题完全搭不上边。儿童玩具、遮阳帽、雨伞、冷饮水果……恍惚间还真的会以为误进了一家杂货铺。北京文博交流馆[微博]馆长王丹告诉记者，她听过很多人反映这样的问题。“展览很精彩，但却买不到可心、有特色的纪念品。”很多博物馆销售的纪念品，要么就是低档的小商品，要么就是令人咂舌的高档仿真工艺品。前者实在有损博物馆的门面，后者脱离生活、缺乏实用性，因此也鲜有人问津。

　　而就在去年，单霁翔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也曾说过：“目前故宫内商店的商品质量参差不齐，很多商品与故宫文化不太相关。我们有一个理想是，参观故宫的观众能把故宫文化带回家，无论价格高低，哪怕五块钱、十块钱，一定要精美，一定要有故宫的特色。故宫商店里不应再卖来自于其他地方的大路货。”要有故事在首都博物馆[微博]的地下一层，可以看到该馆的纪念品服务区。“原创精品虽然少，但并不是没有。”首都博物馆文化产业部主任张鹏提到，之前一款以唐装作为题材的手机链就卖得很好，而且口碑不错。“把博物馆带回家，这是我们的经营宗旨。现在我们一直在寻找优秀的设计团队和人才。如果利用博物馆的资源优势，以开发馆属藏品衍生产品为核心设计理念用心设计出的产品，肯定能够得到顾客的好评。”

　　如何能得到顾客的好评，在王丹看来，纪念品一定要有故事。香港在这方面具备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同样是一个书签，在香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会告诉你，这个书签是用博物馆在修复某个古殿时所剩下的木料制成的，小小的商品立刻会变得很诱人。”王丹介绍了在此思路下开发的印有智化寺旋子彩绘的铅笔：“旋子彩绘是智化寺里用于勾画梁的一种图案，在清朝时十分常见，把它设计在铅笔上可谓恰如其分。铅笔本身就是一个柱体，跟房梁非常接近，这能让购买者看到铅笔就联想到古建筑物的彩绘形式，而且方便携带。”几年前，王丹在国外一家博物馆看到一款纪念品拼图。这款拼图完成后的图案是3只中国陶瓷花瓶，而在拼图的背面，写着这样一段话：“这3只花瓶于去年被一个游客撞碎，但现在已经被修复了。”同时，拼图背面还一一印载了花瓶拼接的实际过程以及当时的现场修复照片。“这盒拼图是那家博物馆最受欢迎的纪念品之一。因为这个故事很多游客都争相购买。同时它也是博物馆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提醒游人要小心展品。”王丹说，眼下国内博物馆中缺乏的并不是“拼图”这种产品形式，而是缺乏一盒有故事的拼图、有文化的拼图。难敌山寨对于纪念品设计人员来说，最让他们伤脑筋的是，原创设计的环境太差。

　　多年前，吴元新精心设计了“年年有余”的系列饰品，成功将中国传统民间印染技术融入到一件小小的挂件上。但时隔不久，吴元新吃惊地发现，国内各地的旅游景点，到处出售的都是未经自己授权的仿制品。耗时半年甚至一年设计出的作品，不出三个月山寨盗版产品就遍布全国。“就因为这样让人寒心的市场景象，当初的设计团队走了一批人。”吴元新感叹道，在国内，“山寨”的速度实在令人超乎想象。虽然版权法中有明确规定，但省掉设计成本和时间的“山寨”团队似乎永远层出不穷。吴元新告诉记者，这正是现在大陆地区难得一见优秀原创纪念品的主要原因。“在国外，首先是多年来对版权、著作权形成的良好保护环境，其次就是处罚得比较严厉，没人敢轻易做盗版。”在盗版横行的大陆文化创意纪念品市场，正规的设计团队只能以“快”应对。“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你出得快，盗版就跟不上。等盗版做出来，你已经又在卖新品了。”吴元新表示，以压缩设计和生产环节的时间的方式来应对盗版，本身就是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而且由于时间紧张，在设计构思、生产加工上都不容易做到“慢工出细活”。

　　《中国科学报》 (2013-07-26 第13版 文化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