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华

　　今年76岁的考古学家李伯谦教授，曾任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考古文博院院长兼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馆长，亦出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参加和主持过河南偃师二里头、安阳小屯殷墟、山西曲沃晋侯墓地等多处遗址的发掘。

　　他于上月底参加“世界考古·上海论坛”时，接受了《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的采访，在谈到公共考古相关话题时，回忆起上世纪50年代中国考古发掘活动与公众互动的情况。

　　艺术评论：能从个人体验出发，谈谈考古学是什么吗？

　　李伯谦：我是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之前对考古一无所知。那时候的北大历史系在一年级的时候是不分专业的，到第一学年快结束的时候，中国史专业、世界史专业和考古学三个专业分别派老师来动员我们选择专业。我们都很清楚地记得，当时是吕遵谔先生(著名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来跟我们解释考古是怎么回事、考古的优势等。而且，当时觉得考古专业还很灵活，会经常到野外去，可以有机会遍访名山大川，还要学别的专业都不学的照相，所以觉得考古好玩。那时候刚入校，都很年轻，大家说着“学考古学考古”，我就到考古专业了。

　　其实，那时候对考古学的认识仍然很肤浅。

　　选择了考古专业之后，1958年，吕遵谔先生就带我们过“共产主义暑假”，暑假不放假了，两个班级的同学都一块儿拉到北京周口店去搞考古发掘，第一次见到挖出古生物的骸骨、鬣狗的粪等等东西。当时又有郭沫若、裴文中这些有名的学者来讲课，让我感觉到考古学这门学科确实是非常生动活泼的。而夏鼐先生来讲考古学通论的时候，也跟我们说清楚了考古学是中国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问题，但也解释了考古跟做文献研究的历史学是不一样的，考古主要面对古代人遗留下来的东西，通过这个来研究中国古代人类是怎样生活的，社会是怎么发展的。那时候，我已经慢慢地入门了。

　　对我来讲，真正能让我下定决心从事考古学的契机是1959年的田野考古实习。我们班到了陕西的华县，发掘仰韶文化遗址的居址和墓葬，那次经历让人特别兴奋。我当时是在元君庙那个组参与发掘仰韶文化的墓葬区。发掘到有的墓葬里有十几个人埋在一块儿，对遗骨鉴定发现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老师就启发我们思考为什么这些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都人埋在一块儿，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同学们也争论，很有意思。

　　我感觉从中能获取的知识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不是一般的政治史，而是活生生的人类当时的生活状况，这让我特别有兴趣，觉得考古学可以获得很多新鲜的材料，而这些材料是一般历史书上没有记载的，通过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人丰富多彩的生活。

　　艺术评论：考古学研究成果是否应该积极与公众分享？

　　李伯谦：其实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就很提倡这个了。当时的要求是，考古队做考古发掘的时候，也要让当地的老百姓了解为什么要做发掘以及发掘有什么用。我们都会在考古发掘快完成时办个展览，把发掘出的东西摆在探方边，跟老乡讲解这些分别是什么东西、距今多少年、对于我们研究历史有什么用处，老乡几乎人人都来看，其中有人觉得没什么稀奇，但也有看了之后理解了考古工作的意义的。这就是那时候的公共考古了。从形式上来讲，当时称作“汇报展览”，在“文革”期间把这种形式发展到极端，还利用它来批林批孔什么的。

　　总的来说，考古学一直没有把自己像古文献学那样关在书斋里来做研究，而是真正跟公众打成一片的。另外，我们当时去做田野考古发掘，都借住在老乡家里。

　　我觉得公共考古应该是考古学很重要的一部分。在这次“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上，我看到在秘鲁发掘太阳神庙，他们的考古学家也是尽量地和老百姓融合在一块儿。很多考古发掘都是这样，不光是考古学家在工地上发掘，而是在发掘的每一个阶段都会组织人来参与、来了解，我们觉得这样子很好。

　　艺术评论：你如何看待民间文物收藏与考古学研究之间的关系？

　　李伯谦：民间收藏热是难免的，因为随着改革开放，少数人先富起来之后，一些有钱人就把搜罗文物当作投资来赚钱，也有一些人则是喜爱文物，热衷于收藏。但是，我觉得考古学家一定要跟搞古董买卖的划清界限，同时也要对收藏文物的人进行正确的引导，将其收藏的爱好引导成一种提高人文修养的途径。另外，也要引导收藏家能将其收藏面向公众且回报公众。

　　艺术评论：类似“世界考古·上海论坛”这样的活动把前沿的国外的考古学成果介绍来中国，对中国的考古学有什么意义？

　　李伯谦：我觉得这样做是非常好的，因为中国公众本来就对世界考古知道得很少。这次通过各个大洲的人来介绍他们重要的考古发现，打开了一扇丰富多彩的窗户。看看别的国家的考古成果，对我们也很有启发。

　　另外，学术与工作上的交流，也会对中国考古学本身的发展有很大促进。

　　艺术评论：欧美国家的博物馆中收藏有大量的中国古代文物和艺术品，你觉得中国的博物馆也会逐步收藏更多的国外文物和艺术品吗？

　　李伯谦：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问题，近代中国长期处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条件去收藏国外的东西，而收藏在国外的中国文物很多是通过不正当途径出去的。现在，我们不可能以这样的手段去收藏其他国家的文物，但是我们可以做交流展览。我觉得这是一个与世界互相交流的很好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