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淳：对我来说，记忆最深的是你在《黄河》杂志上发过多篇散文或随笔，写得很好，博得广大读者的好评。当然，你的其他文章，比如艺术评论以及文学等许多方面写得都非常好。你对写散文有特殊的兴趣吗？

　　段炼： 谢谢刘淳兄为我提供了《黄河》这一平台。我对散文的兴趣，起于刚上大学时对写作的兴趣，那时是七十年代末，当时琢磨得最多的是散文的结构问题。不过真正开始发表散文，却是很晚的事，到了2000年才在天津的《散文》杂志发表第一篇作品，估计是编辑看到了那篇文章比较奇异的复调结构才予选用，此后十多年就发表得比较多了。结果到了现在，无论是写评论还是写随笔，无论篇幅长短，都讲究结构。当然，结构的要义，并不是篇章布局，也不仅是表层与深层结构，其实更重要的是处理好立意、蕴意、达意三者的关系，也即符号学所说的编码问题。不过现在我对散文已没了兴趣，因为今日散文界以矫情为主流，为写作而写作，失去了散文写作的本义，所以我的兴趣也就转向写随笔了。随笔是有感而发，语言平实，没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

　　刘淳：你在大学是学中文的，硕士研究生也没有离开中文。后来又进入欧美文学、比较文学、美术理论、当代艺术批评等跨学科的研究，获得至少两个博士学位。为什么会转向艺术理论、艺术批评、艺术史及图像学研究？

　　段炼： 这是因为我自小就喜欢画画，学得也很正规，按照俄国的契斯恰科夫教程学习，但1977年报考美院，却没考上，可能是因为我没上过高中，数学只考了12分。次年不敢再冒险，就转而报考中文专业，数学考了40分，被山西师范学院(后称山西师大)录取了。当然，我喜欢阅读和写作，上大学前就读了很多外国小说，写过简单的游记和画评。上大学后继续写，虽没正式发表过，但《山西日报》的内部通讯用过我一篇关于办报和版式的文章，《中国青年报》的内部通讯也用过我一篇关于绘画的文章，讨论当时北京的《法国农村风景画展》，那时应该是1979年，我上大学二年级。至于为什么是内部通讯而非正式发表，我也搞不懂，但《中国青年报》的编辑给我写了一封很热情的回信，这若是现在，编辑没大可能给无名作者些这样的信。

　　大学毕业后我对工作不满意，就去考研究生。因喜欢西方文学，便报考了陕西师大中文系的欧美文学专业，在西安呆了三年，毕业后到四川大学中文系教西方文学。那时硕士学历就可以在高校教书，所以我觉得不必再读高学位了，应该转向自己喜欢的东西了，于是就回到久违的美术，从翻译西方艺术理论入手。其实，艺术理论与文学理论相通，而且都是西方的，入手并不难。很快高校教师就时兴读博，那时应该是1988年前后，我打算读美术史论，写信同中央美院的邵大箴先生联系，得到他的热情回复，但我却改变了主意，想到国外去读博，报考中央美院也就不了了之。

　　一九九零年到加拿大后，我读的是艺术教育，虽然硕士论文写的是素描承传(从意大利传到法国，再传到俄国和中国)、博士论文写的是西方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但我对方法论很关注，于是图像学自然就以其理论和方法兼有而进入了我的学术视野。这样，在我的学习中，由图像研究而进入视觉文化研究，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当然，我也很关注西方新近的艺术理论和当代艺术现状，如后现代理论和观念艺术。在整个九十年代，我为《世界美术》和《江苏画刊》写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一直写到新世纪的开头几年，随后才转写图像问题和视觉文化。即便今天也不时听到有人说当年在《世界美术》和《江苏画刊》读过我的文章，这让我很欣慰。

　　那些年中，我一边写西方的当代艺术，一边写旅居海外的中国艺术家，于是由此而进入了当代艺术批评。批评需要理论和方法，这样写来比较理性和学术化。同时，因为文学之故，我也用随笔的方式写一些感性的短评，这类文章艺术家喜欢读，但个别批评家不喜欢，认为这种写法不学术。对此，我只能说：写作方式多种多样，不必强求一律，而应该放开心胸、敞开视野、兼收并容。

　　如果说攻读美术学位是出于兴趣，那么攻读文学学位则是一半兴趣一半务实，这就是找工作、找饭碗。在北美高教职场要与老外竞争，必须扬长避短，所以我先找教中文的工作，在美国的好几所大学教了五六年。其间也在美术系教书，教中国艺术史，也教过绘画。后来回到加拿大母校，得到正式教职，便教中文、中国文学和中国美术，也称中国视觉文化。

　　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为了在美国和加拿大高校得到教职，我在文学和美术两口锅里找饭吃，所以就有了文学和美术两个博士学位。职场僧多粥少，竞争激烈，否则谁会吃饱了饭去读两个博士。

　　刘淳：1987年，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你翻译的《艺术与精神分析》一书，这是比较早出版的美术翻译类图书，好像90年代中期又出版了一本译著，那个时期为什么对翻译有如此兴趣？

　　段炼： 对我来说，翻译是入门之道，既学习了艺术理论，又学习了艺术研究的方法和写作技巧。这就像学画，入门时可以临摹大师作品。学习文学、学习写作可以临摹吗？翻译就是很有效的临摹，通过翻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当然，临摹绘画需要选择临摹谁，翻译也一样，不能乱翻译，要能有所学，才去翻译。《艺术与精神分析》是一部极好的书，翻译此书，既学到了弗洛伊德之后的新精神分析理论，特别是英国学派的“客体关系”理论，又学到了怎样将心理学理论应用于艺术研究的实践，例如怎样分析塞尚的绘画和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这部书的另一个好处是结构，原书作者将二十世纪精神分析的发展与西方艺术史平行起来处理，全书双线并行，可谓复调结构。在书中，新精神分析的理论被用于艺术分析的实践，于是双线不断交织，最后归于一点，指向了这部书的论点和主题。该书作者是当时英国著名的艺术批评家，原在剑桥大学学文学，后来当记者，八十年代创办了《现代画家》杂志。他专写美术评论，很懂写作技巧，很懂结构方式。翻译这部书，对我学习西方新的艺术理论，学习怎样读画，学习写作方法，都受益无穷。

　　这部译著的责任编辑是陈默[微博]，整套翻译丛书的具体策划也是他。1987年拙译出版时，正值国内介绍西方现代艺术理论的热潮，赶上了好时候。后来我又翻译了一些书，有西方现代艺术史、艺术心理学之类，可惜好景不长，政治和经济气候都变了，其他译著未能出版。顺便说一句，那时我还翻译了美国当代文学名家斯蒂芬·金的心理惊悚小说《灵闪》，也没能出版。那是吕澎[微博]和易丹搞的一个赚钱的翻译勾当，拉我入伙，但那时国内还不知道什么叫惊悚小说，尚无市场。过了差不多二十年，我才看到国内出版了别人翻译的《灵闪》。

　　后来到了国外，再没从事翻译，总不能老是临摹学画吧。但最近一两年，我又重拾译笔，翻译一些当代艺术理论，目的是为了研究，专注于米柯·鲍尔的符号学图像阐释法，这与我眼下的研究方向一致。

　　刘淳：整个80年代，你几乎都在读书，连续攻读了本科和硕士学位。你在那个堪称为读书的年代都看过哪些书，现在还有印象吗？

　　段炼： 八十年代上半期是在读书，读完大学又读研究生。读本科时的专业是文学，又因为喜欢西方文学，所以基本上读的都是外国小说，几乎将当时出版的汉译文学名著都读完了，无论长篇还是短篇。八三年到八六年攻读欧美文学研究生，继续读西方小说，同时读西方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结果，1986年到四川大学工作后，便彻底从读小说转向了读文学理论，接着又读美术理论，这两个理论的连接点是美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人文科学。那时候凡是有中文译本的文学理论几乎全都读了，尤其是现代理论，例如罗兰·巴特，尽管当时并未读懂。我喜欢结构主义理论，从索绪尔到皮亚杰，从列维-斯特劳斯到拉康，不管是译著还是别人的转述，都读，都有收获。八五-八六年写硕士论文时，别人转述的皮亚杰和列维-斯特劳斯对我影响较大，例如李幼蒸翻译的《结构主义》之类，还有另一部译著叫《结构主义与符号学》。

　　说到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当时影响较大的是伊格尔顿的系列文章，属于导论和述评性质，好像是在上海一家文学理论刊物上连载的，出书是很久以后的事了。那译文很生硬，可能译者也不懂那些理论，只好直译，弄得读者很辛苦。

　　刘淳：那时候对未来有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

　　段炼：没有，连出国的初衷都是盲目的，只觉得别人能考出国，我不比别人差，所以也要考出国，这就是原始动机，很纯粹，没有目标。直到具体申请学校和专业时，才明确是去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