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振伟

　　(一)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于振立及其独立方式             

　　自金州向东进入大黑山，一经过了铁道桥，刹那之间就都远离了喧嚣。满眼碧绿，油亮亮的。自水源地拐进响水观的岔道，中途，左侧，忽然可见一所“城堡”样儿的屋舍，门牌显示“大连市金州区大和尚山响水观沟35号”，便是于振立的工作室了。

　　所见，依山傍水，藏风聚气，当真称得上一处难得的灵性天地。1994年12月26日，于振立断然辞别了城市，执意搬迁到了这里……

　　于振立者，1949年3月2日出生在大连金州。同一年的10月1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庄严诞生，以至于于振立从此“骄傲”着成长。

　　文革期间，于振立就读大连师范学校美术专业。之后供职金州博物馆、文化馆以及大连市群众艺术馆。那是一段燃烧着的岁月，一切都是那么地单纯充满激情。其时的于振立也早已身手非凡，全部意识也都沉浸在了“红、光、亮”的政治色彩之中，他高举画笔，没日没夜地挥就一幅又一幅的红色经典。至今，于振立的政治宣传画哪怕只是印刷品，也已经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伴随着“开放”的步伐，于振立始终冲锋在美术的最前沿，并积极创作了《国殇》、《彭总故乡行诗意》等现实主义题材的力作，其声誉也在国内崭露头角。1987年，于振立如愿考入中央美院油画助教研修班，从此开始了表现主义、抽象艺术的实验和实践过程。

　　1989年，于振立创作的《吃喜酒的女人们》等9幅作品参展中国美术馆“8人油画展”，进而确立了“表现主义领军人物”的地位。1993年，于振立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展”，再次确立了“抽象艺术领军人物”的地位。

　　然而，正当于振立在美术领域如日中天抑或飞黄腾达的时刻。1994年12月26日，于振立断然拒绝了城市，执意“隐居”到了偏远的大连大黑山，于振立同时拒绝的也还包括名利、金钱、香车、别墅、美女，甚至包括时代，艺术界从此传起“于振立疯了”、“成了大仙了”种种传言。

　　其时，这里只是3间简陋的破瓦房。于振立却亲力亲为，一砖一瓦地扩建起自己的工作室，并从此展开了一场“艺术与生活，艺术与公众的实验过程”。

　　扩建过程当中，这里随意之间就能挖出石刀、石斧、石璧、黑陶、彩陶等远古时期的生产生活器物，证明此处已有数千年的文化史。无疑，这更延伸了此处的时空隧道，更增添了此处的神秘气氛。

　　现如今，这里已被于振立营造得出神入化：无论画室、客厅、陈列间、仓库、卧室、书屋、厨房、茅厕，全都显现意味深长的艺术元素，或者八卦走相，或者几何图形，全都相互联系、彼此瓜葛；或者神气跃动着，或者愉快舞蹈着，全都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更加令人惊诧的是，构成这些艺术元素的原材料，大都来自城里的已经被退役了的破桌子、烂凳子、废轮胎、旧电视、杂乱瓶子、遗弃磨盘，以及就地挖掘出来的碎石瓦块等。原本，这些已被称作“垃圾”的废料一经于振立的“经营”，就都“转身”成为了的门窗、扶梯、阁楼、梯田、雕塑、图画、构成、装置……

　　山坡之间，于振立垦土播种，蔬菜瓜果用来招待客人，苞米葵花多来喂鸟。春天的桃花、秋天的菊花是他的情人，酒和狗是他的伴侣。每天，他都是从阅读开始，《读书》、《人民文学》、德里达、福柯、萨特、哈贝马斯，然后就开始营建工作室，料理菜园，或者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宾朋。晚上，除了必须完成每日必写的手记，更多时间也就停在中央五频道或是继续绘画创作了。

　　于振立说，上山意味着蒙难，蒙难意味着死亡，死亡意味着新生。在与城市、人群“隔着距离再交往”的数年当中，他看到的太多，也思考的太多，他在把握艺术与生活，艺术与公众关系的过程中，突然放下了自己，心中顿觉好宽阔。他用身体语言在现实世界进行“艺术”交往，他自己也因此成了极具“影响”的活体雕塑。

　　沟里的两位王姓农民长期受雇参与工作室的施工，“二王”也因此学得“十八般武艺”，一来二去，“二王”也都成了建筑专家并因此脱贫致富。提及沟里的“艺术家”，村民无人不夸是好人，别人买桃都砍价，“艺术家”反而多给钱。

　　2000年12月26日，于振立推出了他“上山”以来的首回“工作室开放展”，他把新近创作的30余幅《彩虹写真》全部赠送给了帮助他建设工作室的人。是日，各级领导、同事、朋友、学生以及记者们纷纷聚集而来，大家在留言签名的同时，也收到了注有“明目爽心、清热泻火、补虚拨神、花光六腹，振立培植、老母采集”说明的“千头菊花茶”。于振立说他要用精神的艺术和物质的菊花来答谢大家、建立关系。

　　2003年，于振立向社会发出一封“收集废瓶子”的公开信，他希望能把“不能回收的、各种形状的、即将遗弃的”瓶子集中到一起。此后，东方渔港、第十二中学、公安人员、媒体记者等积极响应。经统计，于振立至今已经收集了酒瓶、药瓶、酱油瓶、香水瓶等10余万个，他把这些瓶子全部做成了各种形态的艺术雕塑。只是，雕塑的肚子里全都塞满了他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

　　于振立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消费时代，人们到处扔，他就到处拣。

　　按现在看来，于振立艺术上的从“神”到人、从具象到抽象，文化上的从东方到西方再回归东方，地域的从中心到边缘、从城市到农村，生命的从有到无再到有、从生到死再到生，其中剥离出来的正是“从一到多”的哲学命题。他的所谓“隐居”行动，如同一个艺术话语，突然生发出了生命的多种可能。

　　于振立所从事艺术的45年之间，分别通过政治宣传画、现代艺术、表现主义以及抽象艺术确立了他在美术领域的领军地位，进而通过18年“工作室”的营建行为，实现了对于独立艺术家身份的建构，通过18年艺术手记的持续撰写，实现了对于知识分子身份的建构，通过18年与社会交往的实践过程，实现了艺术公共化的当代语言转向的社会雕塑与行动艺术可能。

　　显然，于振立把一切都归于了艺术，进而又把艺术归于了日常。在进行艺术实践的过程当中，他甚至选择了与现实和时代相背道而驰的路线，或者选择了自我流放的解构方式，正如同他的所坚持的法则：当精神、关照全都光鲜呈现，他个人却在悄然退却。从中，我们所能体悟的正是灿烂的涅槃之光、大爱之光。

　　透过于振立，我们看到了精神不倒、生命常青，看到了理想不死、信念不灭。透过于振立的方式，我们发现所要抵达的诺亚方舟，所要回归的理想家园，正在前方。        

　　(二)于振立作品档案之政治宣传画

　　建国后的每一次政治运动都需要广泛宣传，特别是“红海洋”的“文革”，首当其冲的就是通俗易懂的宣传画了，规格多为一开和二开，形式多为国画、油画(水粉)、版画等。

　　起先，十七八岁的于振立在参加文革演出队之余为周边人临摹大量的毛泽东像，后来被军宣传队发现并邀请到部队打格放大，一画就是一年。再后来，就被邀请到各级政府、学校、乡村，其行动轨迹也扩大到了沈阳、天津、上海、武汉、北京等。最大的“毛主席”都有10多米高，他一个人攀着梯子两天就能完成。因为自己的“毛主席”最为伟岸和慈祥，也总能成为他人临摹的范本。

　　于振立说，打格放大“毛主席”画像不但练就了一身漆与油相混合的好功夫，而且健了身，吃了无数好饭和好菜，尤其他能挣得剩余的画笔和颜料，帮助其完成了大量写生以及临摹大师之作。

　　1969年，年仅20岁的于振立首次创作的油画《广阔天地炼红心》参加了省里的美术大展，其过硬的绘画基础和写实风格突然吸引了美术出版社的编辑，大家纷纷向于振立提出创作宣传画的约定，结果可想而知，于振立从此陷入了轰轰烈烈的政治宣传画的创作和实验过程，一发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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