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范恩斯

　　没有爱情的生活是贫瘠的。艾敬的装置作品《生命之树》(2010)对此做了视觉上的比喻：一棵光秃的树，长在荒凉的大地上，参差的树杈伸向天空，仿佛在祈求上苍。一只黑鸟立在树枝上，没有同伴，孤苦伶仃。作品的名字令人怅然，作品本身更在视觉上给人很大的冲击力，完全可以用来作塞缪尔· 贝克特话剧《等待戈多》的舞台背景。《等待戈多》这部戏的世界观简单明了， 它的舞台背景要求也如此：“一条乡间路。一棵树。晚上。”艾敬的作品完全由廉价的一次性筷子做成，更增加了作品的讽刺意味。在小铺子里大吃一顿的餐具在手，但什么吃的都没有。艾敬荒瘠的土地在等待营养— 等待雨，等待爱情— 正像贝克特笔下的两个流浪汉，永远在等不会来的上帝。

　　相比之下，艾敬的有些作品只是装饰性的，尤其是那些漂亮的重复写着“爱”字的画。事实上，她几年前曾在纽约一家高级家饰店展出过几张这种作品。为什么不呢？在有些文化历史悠久的国家，比如说日本，经常这样展览艺术品。其实，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是很难划分的。(这个界限到底有没有存在的理由？)从艾敬这个展览的主题来说，完全可以打破这个界限。爱情本来就应该超越种族、社会阶层、国籍、年龄和文化传统。当今的室内空间可以很好地用表述统一和深情的绘画标志来装饰，就像早年老的家族喜欢挂祖先图和圣人像。艾敬的作品已经不局限于这种护身符似的作用。

　　就像贾斯培尔·琼斯的旗和数字，或安迪·沃霍尔的系列名人肖像，这些作品— 尤其当它们在博物馆展示时— 提出了有关意义的问题：符号与意思的关系是什么？乍一看，每次符号(美国国旗，数字，玛丽莲· 梦露，金宝汤罐)的出现都会带来相关体验的不同方面的感觉— 意识与它的观察对象接触时会发生细小的变化。但单一性的处理很快会导致感觉上的迟钝。看这些画面如同反复听披头士的歌“爱情，爱情，爱情······你只需要爱情，你只需要爱情”。由于重复，我们意识到一个萦绕的记号— 比如这里的“爱”字— 其实自相矛盾。反复出现就失去了意义。用让-保罗· 萨特存在主义的术语，意义只能产生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 一种“情形”中。

　　艾敬的大型装置雕塑作品《My Mom and My Hometown》(2012)很有力地阐述了这一点。一幅长16 米、宽6 米的挂毯， 边上坐着真人大小的雕塑。艾敬生长于中国东北部的工业城市沈阳，她小的时候，父母在工厂上班。艾敬的妈妈这些年来给不在自己身边的女儿织了许多衣服， 通过这种方式给女儿送去温暖和安慰。艾敬妈妈在家乡亲戚朋友的帮助下，把这些衣物都拆了， 重新织出成百上千的长方块，颜色各异，各自写着“爱”字，连接成了这条挂毯。

　　艾敬给她的展览起名“I LOVE: AIJING”而不是简单的“ LOVE”，并非偶然。艺术家要的是爱的行动。对艾敬来说，爱是一种努力，是一系列善意的行为，不只是一个人遭遇的被动状态。它需要意志和行动，是人的行为，就像她妈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给她织了无数的帽子、围巾、手套、裙子、毛衣。玻璃纤维做成的女性雕塑所纪念的正是她勤奋无私的母亲，其献身精神可以与希腊神话中忠实的珀涅罗珀媲美。

　　《My Hometown》(2012)是影像装置作品，109 厘米高的金属箱里装满了当地题材的胶片，像时光飞船，说明艾敬对保存家的回忆充满热情。她甚至收集了老门，有时还在上面画画，这无疑象征着我们对各自及共同过去的追忆。这些老门提醒我们， 真正的爱不该被限制、被锁固。艾敬为四川大地震创作的作品展现了庞大的同情心，表达出的正是这种爱。地震发生在2008 年5 月12 日，造成大约70,000 人死亡，伤了375,000 人，千百万人无家可归。新闻报道对艾敬的震动极大，于是她让这些新闻报道自己说明问题。她用2008 年5 月13 日到18 日的报纸做成了一幅幅作品，每幅由当天报纸组合成，整个画面上添写日期。5 月12 日的那幅只有黑的背景和白色的日期，这也许是因为地震当天并无新闻报道，也许是因为当时的情景太悲惨让人无法回顾。

　　《倒计时》(2008)也只标明了日期，也许是因为那之后地震的新闻不再是头版头条。这些作品让人想起日本艺术家河原温。不管他在哪里，他每天作一幅日期作品。他还作了《我还活着》的电报系列作品。不同的是，艾敬的作品是在说“他们还是死了”。正像河原温的作品所说，关注是有意义的。艾敬把自己和我们的注意力反复引向四川大地震，给亡者和失去他们的亲人献上了深厚的关怀。

　　艾敬强烈的同情心不只限于国人。她的《枪和玫瑰》(2012)很有特色，是一幅宽300 厘米、长450 厘米带油彩的画幕图片， 以一幅著名的美国反战新闻图片为背景。对美国观众来说，这个画面已经有普遍的象征意义，艾敬在一系列小型的丙烯画布作品中也用过。这是法国摄影家马克· 吕布的作品，画面上是17 岁的反战示威者简· 罗斯，在1967 年10 月21 日华盛顿五角大楼外的游行中，这个年轻女子作为十万名示威者中的一员，不顾个人安危，面对寒光凛凛的刺刀，给守卫美国军事指挥中心的2,500 名步兵们送上了一枝花。

　　吕布的照片以及另外一幅类似的华盛顿星报的图片— 描述一位年轻男子把一朵花塞进枪口— 成为越战时期“花的力量” 的象征：像英· 甘地那样以充满同情心的非暴力行为来对抗野蛮的暴力。就在这之前几个星期刚刚发生了“夏天的爱情”事件，被称为嬉皮士的对现实不满的理想主义青年聚集旧金山。强烈的对比似乎在说形势可能变化很快，无论对个人还是集体，爱情的历程并不平坦。不管我们怎样敬仰或美化情感，它总是存在于一个冷漠，甚至充满敌意的世界，受到权利和计谋的诱惑。

　　值得庆幸的是《枪和玫瑰》所纪念的情感并不像乍一看来那么被动。在这里爱是作为一种主动的、对抗武装政权的力量。士兵们静止不动，面无表情，而女孩和其他示威者洋溢着生命力，进一步突出了她手中的花，让人觉得钢铁也许能取得一时的胜利， 但手无寸铁的示威者是有生命力的历史潮流。(八年后美国从越南撤兵。)所以，在全世界有冲突的地方这幅画面都会引起共鸣。

　　艾敬的作品也涉及到爱所带来的内心困扰。她的《Sound of New York》由在这个陌生都市十个不同的地方所抓拍的画面和采录的声音组成。作为一个音乐家，艾敬以此非常恰当地表述了自己为了爱人或追求梦想而不得不接受的错位感。《我的1997》(2012) 是漫画似的作品，一个姑娘弹着吉他，背景是一座摩天大楼和一艘中式帆船— 作为一位通俗歌手，她很困惑地发现她的一首爱情歌曲被误解成政治上的含沙射影，差点毁了她的文艺事业。今天，艺术世界仍有个别声音，嫉妒她在一个艺术领域里功成名就后又涉足另外一个职业领域。

　　但艾敬是不会被吓退的。她的另一个装置作品由60 块抛光圆石组成，30 块黑色，30 块白色，可以当作巨型的围棋子。围棋是古老的策略角逐，一方试图包围和削弱对方的力量。这里爱被呈现为头脑和毅力的较量，而不是阴阳和谐。《I Want》(2009) 在格子上画出了25 个心愿，有日常的(“我要抽烟”“我要旅行”)，有多愁善感的(“我要抱你”“我要跟你住在一起”)， 也有跟性有关的(“我要嘬你”“我要吃你”)。每个愿望都以同样平淡的方式表达出来：平静的蓝色背景，简单的白字，生活事实的简单陈列。我们都有这些完全不同的自然冲动，但可以选择不同的时间、地点、对象和表达方式，也只有通过爱能安全地达到我们的目的。艾敬的作品似乎在说只有爱情像人的内心那样荒谬。它让我们变得无私，它超越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