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敬

　　我出生在中国北方重工业城市，堪称为共和国之子的沈阳。母亲19岁那年为了逃避下乡，在国家政策允许的情况下与当时在国家工厂“沈阳机床一厂”工作的技术工人23岁的我的父亲结婚。父亲擅长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母亲歌喉甜美擅长演唱评剧，在那样物资匮乏的年代，共同热爱音乐使他们情投意合。年轻的父母在结婚第二年就有了我，紧接着有了大妹妹艾红，7年后又有了小妹妹艾丹，生活的重担压在工薪阶层的父母身上。

　　我生活的铁西区是重工业区，有很多工厂，  很多的工人，一个大型工厂通常有上万工人，甚至几万人。与之相关的就是那些工人的家庭和孩子。工人们大多数住在由工厂提供的房子，周围邻居们也都是工友。因此大家的生活水平几乎是一样的，男孩子多的家庭生活上自然就更紧巴，但是同时男孩子可以在成年后接替父母在工厂里的岗位上班，从此又有了一个生活保障，也因此，铁西区，周而复始，经年累月地轮流交替着工人和工人的孩子们继续当工人。

　　我就是工人的孩子，尽管我的祖辈都来自农村，但是我是工业大跃进下出生的孩子。我小时候常常随父母去工厂玩儿，我喜欢父亲车间里的机器之间润滑油的味道，那些擦拭机床的棉布里散发着的油香，神秘高大的机器在车间里转动，在轨道上来回行进。父亲与他的工友们都穿着款式一样的，质地厚实的，蓝色棉布衣服，穿着一样的工人们埋头苦干着，看上去有一种神圣的状态。工人们劳动时间长，工厂昼夜不停地旋转，赶上工厂“大干”时，工人们需要三个时间段轮流交替上班。劳动是光荣的，那些生机勃勃的景象我至今难忘。

　　北方城市四季分明，冬天特别寒冷，都在零下十几度至三十几度。工人们的妻子和母亲大多数都在工厂里工作。那个时代的城市里没有什么全职家庭主妇。姥姥和姥爷十几岁怀揣着两块银元从农村出来到了沈阳，在这里养育了一群儿女，因此北方女性既要工作，也要养孩子和照顾家庭。我从小穿着姥姥缝制的棉袄(用棉布和棉花缝制的冬衣)过冬。生活稍微好一些的时候，我母亲开始为我编制毛衣和毛裤，以及毛帽子和毛手套。这些羊毛线编织的秋冬衣服很昂贵，算是那个年代的奢侈品，时装。在工厂里工作的女性在午休时把家里的针线活带到工厂，与大家交流编织的技巧，也因此毛线编织在北方的工业城市里有着深厚的感情传达基础和编织技术能力，几乎没有女性不懂得编织。

　　我的家乡沈阳在时代的变革中蹒跚前进，过去由国家'铁饭碗'所享有的住房和工作职位以及相关的医疗等一切体制内的保障需要逐步改制，走向市场经济，走向独立和个体。这里面国家和每个与之交关的家庭都曾经历痛苦。我是工人家庭里从小就憧憬着改变的那颗不安定的心。我渴望独立，期盼崭新的体制可以使每个人有相对均等的机会而不是靠着体制里吃饭。也因此在当初我是不能体会祖辈和父辈们面对改革的惶恐。

　　今天的中国在邓小平南巡后势不可挡地、激荡起伏地、前进了30年。沈阳，我的家乡，我的父母也顺应着这些变化。可是我的母亲仍然改不了为我们编织毛活儿的习惯，就在今年冬天她还塞给我一个袋子，里面装满了新编织的帽子和围巾和毛衣。她为我编织的衣服往往都还停留在我十几岁的身材才能穿的尺寸。我一直被母亲的编织行为而苦恼，我已经不需要。如今的保暖衣物材料也不需要沉甸甸的羊毛线，可是母亲仍然改不了挑灯夜织的习惯。

　　这次我邀请母亲，以及她周围所有在沈阳的亲友，邻居，我的中学同学和他们的家人与邻居，邀请他们一起帮助我母亲完成一个挂毯，采用家里的旧毛衣、毛裤、袜子、手套和围巾等废弃不用的毛线衣物，用这些旧线重新编织一幅以“LOVE”字为主的装置作品，颜色可以自由搭配，尽可能不要重复。就这样，在几十位亲朋好友的努力下，一条色彩斑斓、自由奔放的LOVE挂毯装置作品做成了。在这幅挂毯的尾部是以我母亲的形象为参考的雕塑形象。母亲坐在那里，正在孜孜不倦地编织着。

　　替换和转换，以旧的材料，以集体和个人的情感记忆为线索，重新找到价值，重新来定义。

　　多年来，我在音乐和视觉艺术领域里不断学习和转换中找出过去和今天的交汇点，不断地创作和探寻，尝试各种可能性，从情感和理性思维中培育出可以与今天和未来对话的作品，这就是我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