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两个故宫的离合》

　　“我知道，如果日本没有来中国打仗，故宫的文物就不会迁徙，作为日本人，我应该写这本书，这是我的责任。” ——野岛刚 

　　大陆读者即将从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看到北京故宫与台北故宫的命运。12月，《两个故宫的离合》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讲述的不是故宫的珍奇文物，而是在两岸两所故宫博物院背后，复杂缠绕的文化与政治，以及被串联起的历史情结。

　　作者野岛刚是《朝日新闻》国际编辑部副部长。2007年，他被派往台湾工作，到任之初就决心“完成一本书”。5年后这本书在日本、台湾相继出版，引起很大反响，如今又来到了大陆。站在台湾蓝绿阵营之间，一个外国记者的视角是客观的；站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的微妙三角形里，他的身份是特别的。

　　12月7日，北京的雾霾几乎无法让人看到马路的另一边。野岛刚在长富宫酒店接受青阅读专访，他从故宫的历史里寻找的答案，为理解两岸关系提供了别样的视角。

　　故宫成为政治外交领域的关键词

　　2007年野岛刚被《朝日新闻》派往台北，开始为期3年的海外记者任期。“我想定一个目标，用任期内的时间完成一本书。我喜欢故宫这个主题。”野岛刚说他想写些特别的东西，“中国两岸的问题，政治和经济有很多人写过，文化部分还没有太多人涉足，我就想到写这本书。”

　　故宫的历史，从1925年成立到1949年文物运台，不乏各类文字与口述资料。但自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成立到民进党时期对故宫进行改革、近年来北京故宫对流失文物的回购、国民党时期两岸故宫的交流，这些事鲜有系统的梳理。为了更全面地研究故宫与政治的渊源，野岛刚搜集资料的时间跨度很长，从1924年溥仪被赶出故宫，一直到2014年台北故宫即将在日本举行的文物展，他都悉心追踪。

　　对于野岛刚来说，总结两岸故宫的历史绝非易事。他曾担心自己作为一名外国记者，并非专家，不能完成这一题材。于是他把案头工作做得仔细，单是这本书的参考文献就有80余条，囊括了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故宫的研究和报道。故宫于他，慢慢成为熟识的朋友。

　　面对青阅读记者时，野岛刚侃侃而谈，“按照2011年的数据，北京故宫里清朝留下的文物占85%，而台北的超过九成。北京故宫一直强化建设，大陆幅员辽阔，考古工作一直在继续，如果挖到新的文物，北京故宫就有机会收藏，国家也花了很多钱买回流失文物。而台北故宫博物院没有那么多新挖掘的文物，预算也比较有限，只能保留原有的——我个人的观点，更像一个陈列馆。”

　　在书中，故宫并不仅仅是历史象征，更含有政治的意味。“在台湾，故宫的政治地位很高，蒋介石时代的故宫院长是他的幕僚，现在的院长是台湾的部长级，而北京故宫是文化部下面的一个单位。但不管在哪里，故宫都有政治地位。”野岛刚认为，无论是1961年蒋介石借故宫文物展出访美国，还是民进党和国民党轮番对故宫改革提出建议，或是大陆与台湾两个故宫的交流，故宫都是政治外交领域重要的中心词。

　　“在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关系一直比较复杂，文化是政治的面子，这是中国历史的传统。每次改朝换代之后，帝王都要通过文化活动来证明自己是正统王朝。政治运作很看重文化。”在野岛刚看来，这并不是坏事，“不可否认的是，文化有了政治的保护才有所发展。比如乾隆皇帝修四库全书，宋徽宗时代的陶瓷产业，都可以证明。”

　　身份“客观”的采访者

　　这本书从起笔到出版历时五年，野岛刚不仅在台湾调查，更走访了沈阳、北京、南京、上海、重庆、香港、新加坡等地，他跟踪故宫文物的迁徙路线，跑到山洞、窑洞查看当时的保存环境；他采访了四位台北故宫院长、一位北京故宫院长、一位南京博物院院长、一位沈阳故宫研究员，还有很多赴台的老故宫职员；他去美国斯坦福大学抄写蒋介石日记；他也穿梭在各个故宫文物展或者海外回购文物的拍卖会上……

　　野岛刚的中文流利，他从大学时开始辅修中文，到今天已经学了20年。尽管如此，介入政治性很强的话题依然有些困难要克服。“翻看文字资料的速度依然很慢。比如看蒋介石的日记，那个时代的中文很难懂。有很多文物的资料理解起来也比较困难。”

　　和语言交流相比更大的困难是受访者怀疑一个外国记者不能理解中国文化。他首先要让受访对象相信，他了解故宫。起初他得向人解释，后来故宫文化领域的专家对这个日本记者的名字都有所耳闻，一来二去，也愿意和他袒露心扉。他曾专访北京故宫博物院前任院长郑欣淼，记忆犹新的，是郑欣淼曾对他说“把故宫囿于美术领域是非常可惜的”，应该设立一个“故宫学”的专门学科。这句话说到了野岛刚心坎里。

　　《两个故宫的离合》面世后，在日本和台湾都获得称赞。原因之一是野岛刚的“客观”身份，他谁也不偏袒，谁也不得罪。站在台湾两党之间，他是独立的，“我不是蓝色的，也不是绿色的。”野岛刚坦言，这样的独立身份其实也有另一面，“台湾的媒体都是有颜色的，台湾人其实很警惕，他们都担心你是对方的卧底。我今天写了一篇批评国民党的报道，国民党会觉得我支持民进党；明天我写一篇关于民进党的负面报道，他们会说野岛是国民党方面的。尽管如此，台湾对日本媒体很重视，采访一直都很顺利。”

　　野岛刚见证了两个故宫的交流。“国民党上台之后，两岸故宫开始密切交流，包括两地院长的访问，两岸分割一甲子都没有发生的事情统统都发生了。我觉得这太有趣了。”不单单是记录，野岛刚也“创造”了一些交流。“长期以来，北京和台北的故宫都把对方当做不存在，两边的书里都很少提到对方。”野岛刚将两岸故宫院长的专访并列登在同一版面上。“我当时很害怕双方都不高兴，结果大家都很满意，我听说，历史上从没有人这样做。”

　　时政记者的修为

　　《两个故宫的离合》2011年在日本付梓时，野岛刚就悄悄希冀它有一天能够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他说，作为日本人，有些事情他责无旁贷。“两个故宫的情形出现的原因，很明显是我们造成的。日本人和故宫的过去有非常密切的关联，这个部分是不必否认的。日本人如果不到东北，文物不会到南京；如果我们不攻击上海，文物不会到四川……作为日本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责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面对历史，写出一些东西交给两岸的读者。”

　　在台湾任职期间，野岛刚有关故宫的文章陆续发表在日本的杂志上，任期结束回国后他又开始了更细致的整理工作。在海外工作期满，回国出一本书，这是野岛做时政记者多年的习惯。他曾赴伊拉克、阿富汗采访，而后在日本出版了《伊拉克战争从军记》，也在两岸故宫交流的基础上写就《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他说这些成绩也要归功于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度。“因为一个职员要一辈子待在一个企业，时间很长。通常报社会把工作周期轮流安排，去海外工作3年强度比较高，回国就换到比较轻松的编辑岗位做3年，也就有机会将外面的收获沉淀下来。”

　　谈及时政记者的职责，野岛刚说：“我们和其他线的记者一样，要给民众报道第一手的东西。对于外交领域来说，很多情况往往在一两天就会改变，背叛和骗局很多，今天你和我握手，明天就吵架。作为时政记者每天要写很多东西，同时我鼓励自己在比较长的时间段不断地做整理，一两年要写成一本书，给自己，给读者，给当事人。否则，很多事情连记者自己都不知道是怎样发生的，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写成一本书，让读者能重新认识这个过程，让每天都忙着政治斗争的政治家和当事者知道，你的决定在日后有这么大的影响或者根本没有影响。我想这才是时政记者真正的工作。我们有写历史的责任。”

　　时政记者是特别需要历史感的。野岛刚在他的故宫研究过程中写下过这样一段文字：

　　“从台湾飞到零下二十摄氏度的寒冬沈阳故宫，李研究员送我出来时，很小声地说的一段话，令我难以忘怀。他说：‘历史是无常的，原来是一对完美组合的簪，因为战争和人们的想法而离散，然后再度偶然相遇。你不觉得这也给现代人一个启示吗？要好好珍惜这些老东西。一旦失去了，要找回来可不容易。这对簪极其幸运再度相遇，但是有成千上万的东西可能就永远失散了。’”

　　这是野岛刚造访沈阳故宫之后写下的，他见证了一对翡翠发簪失散百年后藉拍卖的机缘重逢。所有被历史沧桑笼罩的分隔，都不免让人唏嘘感慨，并暗怀着重聚的希冀。

　　文/张知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