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素轩石刻》中的苏轼《功甫帖》拓本(左)、苏富比拍出的《功甫帖》(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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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双舟[微博]

　　自2013年9月19日刘益谦在纽约苏富比以822.9万美元拍得《功甫帖》之日起，《功甫帖》就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起先是关注《功甫帖》艰难的回归之路，接着是上海博物馆三位研究员的公开质疑、刘益谦接二连三的声明、上海博物馆三位研究员的在2014年新年第一天公布的研究报告，以及苏富比的高调迎战。这一系列事件高潮迭起，使得《功甫帖》事件成为艺术界跨年度的一场“大戏”。卷入这一事件中的当事人之众、波及的领域之广、给艺术品市场带来的影响之深，可能都算得上中国艺术品市场史上之最了。《功甫帖》的真伪问题留待鉴定家们去争论吧，我这里仅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就大家关心的该事件涉及到的几个法律问题进行简要概述。

　　《功甫帖》最早引起关注的是其回归面临的关税难题。根据我国目前的关税制度，藏家将《功甫帖》带回国内，在海关需要交纳关税和增值税。增值税目前的标准是6%，增值税税率为17%，两项合计约为23%。即使忽略其运输费用和保险费用，拍卖成交价822.9万美元的《功甫帖》在海关需要交纳的税款要高达1000多万人民币，这对任何藏家都不算一笔小数目。如果要想避免这笔高昂的税款，藏家只有将《功甫帖》存放在香港等自由港。

　　说来也巧，《功甫帖》回国正好赶上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在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功甫帖》得益在免交关税和增值税的情况下进入上海自由贸易区。然后藏家通过“暂借”的形式将《功甫帖》带回上海，并准备在刘益谦自己的美术馆展览。

　　《功甫帖》假道上海自由贸易回归的艰难之路实际上是暴露除了我国目前艺术品关税法律制度和政策的落后。不合理的关税制度已经成为阻碍文物回流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