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敕帖》拓本（左）与墨本（右）

　　钟银兰、凌利中先生的《“从法帖中双钩”——析〈刘锡敕〉〈功甫帖〉墨迹钩摹的性质》一文将晚近不为大众所知的《刘锡敕》推上前台。然而，《刘锡敕》这一名称是否确切？从文献学角度看，苏轼起草的这道敕书并非“刘锡敕”，其首行“敕承事郎刘锡”六字也非原文所有，而是后人变乱文字的结果。这给辨别墨迹真伪提供了新的着眼点。

　　艾俊川

　　1月2日，《中国文物报》刊发了两篇与《功甫帖》有关的论文，使围绕这一苏轼墨迹真伪的辩论白热化。其中钟银兰、凌利中先生的《“从法帖中双钩”——析〈刘锡敕〉〈功甫帖〉墨迹钩摹的性质》一文，不仅给出了《刘锡敕》和《功甫帖》墨本均系根据拓本钩摹伪作的结论和论证过程，也将晚近不为大众所知的《刘锡敕》推上前台。

　　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刘锡敕》，并没有苏轼署款，但自卞永誉(1645-1712)《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苏轼的手迹，在清代曾数次摹刻入帖。其中最早的是成亲王刻《诒晋斋摹古帖》，也是钟、凌二先生视为最能传神的拓本。直到近数十年，始由徐邦达先生指出《刘锡敕》系明人伪本(《古书画过眼要录》第228页，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徐先生复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2期发表《苏轼<宣德郎刘锡敕草>一页》，认为该帖系北宋神宗朝以来台省中学习苏书之人的作品，被后世附会为东坡手迹。

　　这些研究各有所长，但均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刘锡敕》这一名称是否确切。从文献学角度看，苏轼起草的这道敕书并非“刘锡敕”，其首行“敕承事郎刘锡”六字也非原文所有，而是后人变乱文字的结果。这给辨别墨迹真伪提供了新的着眼点。

　　我们先根据影印本，看一下墨本《刘锡敕》的全文：

　　宣德郎刘锡 元年一百四岁可承事郎诏。臣上。

　　敕承事郎刘锡：尚齿教民，三代之义。咨尔百年之故老，乃吾六世之遗民。自非吉人，莫享上寿。张苍事秦柱下，而至汉孝景；思邈生隋开皇，而及唐永淳。古有其人，乃今亲见。何爱一命，慰其子孙。特进尔阶，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大字68字，小字36字。钟银兰等认为首尾的小字是书史填写的，大字才是苏轼所书。标题“刘锡”二字下有两个空格，如何解释，且看下文。

　　这道敕草虽然没有署名，但可以确定是苏轼的作品。《苏轼文集》卷三十八“制敕”有一首“刘元年可承事郎敕”，全文如下：

　　宣德郎刘锡永父元年一百四岁可承事郎

　　敕刘元年：尚齿教民，三代之义。咨尔百年之故老，乃吾六世之遗民。自非吉人，莫享上寿。张苍仕秦柱下，而至汉孝景；思邈生隋开皇，而及唐永淳。古有其人，乃今亲见。何爱一命，慰其子孙。可。(第3册，1073页，中华书局， 1986)

　　与《刘锡敕》相校，《文集》里这篇敕文除了题目在空格处多出“永父”二字，首行敕赐对象为“刘元年”，“臣上”、“可”等固定模式文字不同，文中有个别异文外，二文总体上是一致的。而“刘锡”、“刘锡永”和“刘元年”又紧密关联，所以《刘锡敕》与“刘元年敕”其实是一篇文章。

　　《苏轼文集》的整理者孔凡礼先生在文后有一段考辨，文理有些欠清楚，现将有关论点撮述于下。

　　一是《东坡七集·外制集》与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都收入了“刘元年敕”；二是不同集子中，一百零四岁老人的名字也不同，有的叫“刘元年”，有的叫“刘元”。孔凡礼倾向于叫刘元，他是对的；三是比较了“刘元年敕”与《式古堂书画汇考》所录《刘锡敕》的异同，论证这道制敕是颁给刘锡永之父的，而不是给“刘锡”的，《汇考》的文字有误。

　　《东坡七集》和《经进东坡文集事略》都成书于南宋，是较早的苏轼文集。这说明“刘元年敕”即《刘锡敕》是一篇可靠的苏轼作品。那么为何会出现两个不同的篇名？

　　元祐元年(1086)三月十四日，苏轼担任中书舍人，负责起草制敕。孔凡礼《三苏年谱》考出苏轼草拟这道敕文的时间，是在当年四月十八日乙巳，根据则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当日记载：“宣德郎、知安化军诸城县事刘永锡父元，年一百四岁，特与承奉郎致仕。”(第26册，9105页，中华书局，1992)《续资治通鉴长编》取材于官方史料，真实可靠，记载赐官刘老人之事又特别详细。老人名“刘元”，其子名“刘永锡”(与《文集》的“刘锡永”互乙，不影响本文的分析)，敕封的官职是“承事郎致仕”。在这个事件中，根本不存在一个叫“刘锡”的人，更不可能把颁给刘元的敕文写上“敕刘锡”。

　　所以说，世间本无“刘锡敕”。

　　那么，如何解释《刘锡敕》中出现的“敕承事郎刘锡”六字？我想，最大的可能性，是苏轼的这张敕草在收藏流传过程中破损，残缺了若干字。标题“刘锡”下面的“永父”缺失，正文首行“尚齿教民”之上的字也缺失。后来修补的人从标题中根本看不出有两个人名，只能看到一个“刘锡”，就按惯例把他补写到“敕”字下面，造成原件不可能发生的错误。而标题的缺字由于没有参照，就一直保留空格。

　　不管原因如何，“刘锡敕”的文字错乱说明它经过破损和补写。这就可以用来鉴定现存墨本的真伪了：如果所有的字都写在一张纸上，它只可能是一个摹本；如果写错的字及空格是在修补处，则它有可能是修补本，但是否苏轼真迹是另一个问题。

　　《式古堂书画汇考》的著录文本，《诒晋斋帖》的摹刻底本，用的都是这个经过变乱的“刘锡敕”，说明其残损发生在很久之前。我们不知道原帖残损程度如何，也无法知道还有哪些字是修补或描摹过的，以及刻石的底本根本就是一个摹本。因此，研究“刘锡敕”拓本，应该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

　　(作者系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