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琳

　　从1987年，丹下健三拿下普利兹克奖开始，坂茂已经是历史上第七位获此殊荣的日本建筑师。在他之前，还有槙文彦(1993年)、安藤忠雄(1995年)、妹岛和世与西泽立卫团队(2010年)以及伊东丰雄(2013年)。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先后有七名日本建筑师摘取普利兹克建筑奖？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普利兹克奖为什么连续两年向日本建筑师颁发奖项？建筑界人士如何解读“日本建筑现象”？为此，《第一财经日报》专访国内知名建筑评论人、文筑国际创始人马卫东。

　　第一财经日报：普利兹克奖是一个西方话语权主导的奖项，日本作为东方国家，其建筑有浓重的东方特色。为什么能获得西方评委的青睐？

　　马卫东：我不认同媒体把现代建筑分为东西方的说法。现代建筑的缘起在西方，所以现在提到建筑，都是在使用西方的体系。日本的现代建筑的根基完全是照搬西方。虽然，建筑师骨血里有自己民族的文化，会时不时投射到建筑的材料应用和造型上，但是，西方评委从来没有把日本建筑作为异域的事物来看待。也就是说，日本建筑师和西方建筑师是在同一个平台上对话的。西方和东方哪个主导建筑话语权的问题不成立。而且，坂茂本身就是主动去西方受过教育，他对西方建筑体系相当熟悉，而且受到的影响也非常大。

　　日报：日本建筑师连续获奖，而且已经有6组7位获得普利兹克奖，这说明日本建筑相当兴盛？

　　马卫东：我可以这么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建筑正在向上走，而现在，已经达到了巅峰时刻。之前，处在巅峰的国家先后是荷兰、瑞典，现在就是日本。它获普利兹克奖的建筑师数量名列前茅。

　　日报：其实，日本已经过了大兴土木的时代，为什么还能在建筑设计领域保持旺盛的创造力？

　　马卫东：我不认为建筑和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年代，能够出现大量精致优美的建筑设计。只有在平静下来的时代，人们才可能把设计做到最细致的地步。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艺术、服装都出现了佳作，这是沉淀的结果。建筑成果的诞生一般比这些行业晚10到20年，从时间上来算，现在，日本是该达到巅峰。

　　日报：能总结一下日本建筑师的特点吗？他们为什么能带给普利兹克奖评委惊喜？

　　马卫东：这个问题很大，我试着从我接触过的一些事情来解释。我们文筑国际正在进行“建筑之旅”的项目，邀请过不少新锐建筑师进行讲座。去年9位演讲建筑师中有4位来自日本，其余5位来自欧洲。听过演讲，你就会发现很有趣的现象。欧洲建筑师都是在解决实际问题，就他们的作品而言，惊喜不多，是一种方法论。他们的作品展示的是问题这样解决会更好。而日本建筑师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提出了很多“天真”的想法，比如原田真宏造出“树冠之屋”，还将门把打造成波浪的样子。听上去虽然可笑，但他们还真的去执行了，结果往往很惊人。这只是现在建筑界的一个缩影。日本建筑师的创造力常令人震惊。坂茂的很多建筑理念也有“天真”的一面，就比如他的纸筒建筑。他获奖也在情理之中。

　　日报：再来说一说日本建筑教育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坂茂曾经跟另一位日本建筑大师矶崎新工作过，每一位建筑师都会告诉别人，自己的老师是谁。

　　马卫东：这是日本建筑界一种特别的文化——传帮带，这在中国已经消失了。日本现代建筑有严格的谱系，以前川国男作为发端开始，到矶崎新、黑川建章，到安藤忠雄，伊东丰雄，谁是谁的门徒，都能在这条脉络上看到。这有点像中国的相声界，老师手把手教徒弟。这种谱系，让日本建筑界呈现出代际鲜明的特点，而老师也在不断为自己的学生创造更多出头的机会。比如去年“建筑之旅”邀请的平田晃久，就是伊东丰雄本人相当喜欢、看好的学生。伊东丰雄本人一直在各种场合为他们创造机会，比如在威尼斯双年展上设计日本馆，他得了金奖，也是因为和伊东丰雄一起做了这个项目。

　　与之相反，我国的建筑师很少提及老师是谁，好像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这一点值得我们思考。

　　日报：但是坂茂从来就是在扮演叛逆者的角色，矶崎新对他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马卫东：矶崎新对建筑界最大的影响并不在于他的作品，而是他的观念和思想。他的思想和著作要比他本人的作品精彩。所以，坂茂从他那里得到的影响，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而传帮带的另一个特点，老师也会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个性。每个建筑师对建筑怎样理解，就在实践中去做，对建筑的某一个层面进行追求。有些日本建筑师追求的是建筑社会性，有些是材料，这也构成了日本建筑的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