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忠

　　上海博物馆凌利中等人的连载新文《〈功甫帖〉辨伪新证(下)》终于在千呼万唤后出来了。我们也终于明白，所谓的连载是可以打破刊物的出版周期的。某周刊自从登出此文的上篇并引来一片嘘声之后，事隔三周才发表了下篇。三周一次的连载原本应该是要广而告之的，因为一些人性急，期待早一点读到下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说实话，我读完凌利中等人的新文以后，很失望。相关媒体非常慷慨地给了新文五个版面。《〈功甫帖〉辨伪新证(下)》差不多用了百分之九十九的篇幅介绍鲍漱芳的生平、家藏、安素轩石刻和鲍潄芳交游圈，却在这百分之九十九的篇幅中几乎找不到半条关于《功甫帖》的“辨伪新证”。凌利中等人最后用不到百分之一的篇幅居然得出如下结论：鲍漱芳是安岐旧藏苏轼《功甫帖》的最后一位藏家，鲍家所藏过半古代法书名画或已于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农民军攻克扬州时遭到损毁。在原作无存的情况下，《安素轩石刻》是最接近该作原貌的法帖。而苏富比“墨迹本”是否真迹，必须与鲍刻相比较。苏富比“墨迹本”虽保留了九字的基本结构与外形轮廓，但缺少了鲍刻中大量丰富的书写用笔信息，是晚清坊间采用流水作业、分工合作的生产品，即作伪者出于利益的最大化或意犹未尽而制造的一稿多本的摹本之一。

　　这是一篇“辨伪”奇文，读后有感，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 “双勾廓填”是摹本。但摹本不仅仅是“双勾廓填”。先听听你们的老师谢稚柳先生的话：“无论书法或绘画，摹都有三种技法：1、先勾后填，古代时是用涂烫好黄蜡的薄而透明的纸(涂蜡使纸变得透眀) 蒙在原迹上，再以淡墨用细线勾出书法或绘画的轮廓，完成后取下蒙纸，将适当的墨色或顔色填进轮廓中去。这种方法，由于先勾好轮廓再填的，所以被称为双勾廓填(又叫响拓) 。2、把透明纸蒙在原作上，然后直接在其上用墨色依样摹写(主要用于书法作品)。3、先勾好淡墨色的轮廓后，不取下蒙纸，再直接在勾好的轮廓中依样摹写。” 凌利中等人从“双勾廓填”到“一稿多本的摹本”的变化，是为了修正“双勾廓填”这个慨念，还是根本不知道你们老师说的三种技法？能不能请凌利中等人按你们老师说的三种技法告诉我们：《功甫帖》到底用了那一种技法？对于这三种技法做出来的摹本如何鉴定？你们的老师谢稚柳先生也有详细的论述：“这三种技法，都必须在摹写好的笔触转折或虚浮的笔锋处稍加填写或填画。因为专心勾摹时，这种运笔上的技巧难以完全顾及，故鉴别这种勾摹本，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就是对光透视，鉴别者可从透明的墨痕中，看出笔触的不完整，运笔有所迟疑而有快有慢，墨色则时浓时淡，有改动痕迹，或者墨色和勾线不完全吻合。如果摹者技术很高，使用的又是直接摹写的办法，那么，透视时墨色方面的问题也会由于运笔的运动轨迹而显示出来，此时的墨迹或有凝滞处，或有微微颤抖时，或有滑动处，或转折不灵活等，都由于是摹写而非自书之故，无论有如何高的技巧，也不可能做到与原作者创作时一样笔墨流畅，随心所欲。”谢老所说的这一切我们都用谢老的方法在《功甫帖》中找过，事实证明没有。谢老说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就是对光透视。钟银兰先生没有看过《功甫帖》原作，更不用说对光透视。凌利中先生在纽约苏富比办公室看过《功甫帖》原作。为此，我专门给纽约苏富比办公室打过电话了觧详情。纽约苏富比的权威人士告诉我： 凌利中先生和马成名先生一起看的《功甫帖》原作，马成名坐着，凌利中站着，时间很短，凌利中肯定没有对《功甫帖》做过对光透视。请问凌利中等人，你们认为《功甫帖》是“双勾廓填”或者一稿多本的摹本的鉴别方法是什么？难道你们发明了比你们的老师谢稚柳先生更加有效的方法？但在你们所写的三篇文章中我们至今都未读到这种新方法。我再次建议凌利中等人不要再在所谓“双勾廓填”和一稿多本的摹本这条道上走下去，走得越久越糟糕。因为你们根本没有用你们老师的方法，也是大家都用的方法对《功甫帖》进行过鉴别，所以你们的结论就一定是一个永久的笑话。

　　二、我多遍拜读凌利中等人的新作《〈功甫帖〉辨伪新证(下)》，都无法找到文章所作结论的那些证据。所以我提出如下问题，求教凌利中等人：1、鲍潄芳是安岐旧藏《功甫帖》的最后一位藏家，证据在哪里？2、安岐旧藏《功甫帖》原作无存的证据在哪里？3、刘氏所藏《功甫帖》是一稿多本的摹本，还有一本或者几本的证据在哪里？你们不会因为发现了一个珂罗版本又异想天开了吧。4、刘氏所藏《功甫帖》是晚清坊间采用流水作业，分工合作的生产品。你们讲故事也要有起码的证据呀？凌利中等人喜欢推理，而且喜欢用推理代替证据。这一次凌利中等人连推理都不用了。为了彻底否定刘氏所藏《功甫帖》就是安仪周所藏《功甫帖》这个事实，他们使用的方法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再造一个安仪周所藏《功甫帖》，这个安仪周所蒇的《功甫帖》不是刘氏所藏的《功甫帖》，然后再把他们造的那个安仪周所藏《功甫帖》消灭了。凌利中等人所谓鲍潄芳是安仪周旧藏苏轼《功甫帖》的最后一位藏家和安仪周旧藏《功甫帖》原作无存就是这个企图，且想用这个企图来结束这场争论。不但霸道，而且是痴心妄想。刘氏所藏《功甫帖》就是安仪周所藏《功甫帖》，这是包括上海博物馆单国霖先生在内的极大部分专家丶藏家和行家的共识。退一万步说，刘氏所藏《功甫帖》不是安仪周所藏《功甫帖》，也只能说明安仪周所藏《功甫帖》至今未发现。鲍家所藏过半古代法书绘画或于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农民军攻克扬州时遭到损毁，凭什么可以断定《功甫帖》一定在那一半的损毁之中呢？而且，鲍漱芳收藏《功甫帖》也缺失起码的证据，《安素轩石刻》中的所有原作不一定都是鲍漱芳的藏品，有些原作是借来的。《功甫帖》是鲍漱芳从江家后人处借来的，也是推理之一。所谓最后一位藏家和原作无存是凌利中等人的一厢情愿的臆断。这种表述真的有点过了，这决不应该是上海博物馆书画部研究人员的所作所为啊。

　　三、凌利中等人的文章越写越糟糕，有时候我都想，他们身上的那些光环怎么那么虚啊。我在《〈功甫帖〉辨伪新证(下)》中摘了下面一段文字：“鲍漱芳以‘富埒王侯’且富书画收藏著声于时，其‘论画必宋元人’、‘明及国初已不甚措意，若乾隆以来鲜有齿及’(鲍瑞安)，尤其‘嗜书成癖，尤爱墨宝，尺幅寸楮，购藏不惜资，鉴赏家多出其珍秘投赠，审之又审，去其赝鼎’(冯燨)。乃孙鲍瑞安曾指出，‘家中所藏半为府君故物’，‘差可记忆者’虽‘百不能一二’。所撰《煮石斋稿·安素轩读画集》一书，透露了不少其祖父旧藏古画，比如宋人《仙山楼阁图》、郑所南《兰》、黄公望《富春山水》(沈周有题)、钱选《白山茶》、高克恭《山水》、倪瓒《山水》、王叔明《山水》(鸾绫象匣盖当时以备进御者)以及戴进《春晖堂图》、沈周《椿树》、仇英《美人弹琴图》、陈洪绶《渊明簪菊图》、渐冮《仿四家山水卷》等。鲍漱芳长子约亭(鲍均)擅画山水，亦好收藏，如故宫博物院唐寅《王鍪出山图》卷、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董其昌《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书画》卷、日本有邻馆弘仁《丹林窠石图》轴等均为其旧藏(钤有“鲍氏约亭诊藏” 印记)。”凌利中等人懂得前言和后语的关系吗？所谓鲍漱芳“论画必宋元人”，“明及国初已不甚措意，若乾隆以来鲜有齿及”这段前言应答什么后语呢？请问凌利中等人，戴进、沈周、仇英、董其昌、陈洪綬、渐江是哪朝人啊？凌利中等人还在《〈功甫帖〉辨伪新证(下)》中历举刘墉、纪昀、朱珪、翁方纲、王文治、邓石如、铁保、梁同书、王芑孙等人为鲍家挥毫作书，撰书撰记，甚至“为鲍家作书甚夥”。请问凌利中等人，他们中间哪个人不是乾嘉之人，这可说是鲜有齿及吗？你们的自相矛盾要闹到什么时候？鲍氏后人读了你们的文章会有何感？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看完凌利中等人第一篇文章后说的一句话：别写文章，这样的文章不值得反驳。我先后写了三篇拙文，的确有不想再写之感，我想同道们应该都有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