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多慈像》/徐悲鸿（1936）

　　◎倪敏

　　北青报：希望通过展览呈现怎样一个徐悲鸿？

　　菲利普：这个展览其实是在描述一个整体的语境，是徐悲鸿留学法国时的人文艺术环境，包括他所选择的巴黎高等美术学院、跟随的老师包括达仰等等，所有的这些共同实现了他的学习计划。特别是徐悲鸿在学院派的影响下，所展现出的现代性。

　　另外有一个事实，尽管徐悲鸿在中国有很崇高的地位，但他现在在欧洲、在法国并没有特别高的声望。在中国，很多人想到徐悲鸿可能立刻就想到马，但是我想通过这次的展览告诉大家，其实徐悲鸿远远不止于“马”。五年前我就想做这样一个展览，真正开始策划运作也有三年的时间了。当然我也希望把这个展览带回法国，把徐悲鸿重新介绍给法国观众，展览的形式在这方面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能建立起艺术家与观众之间最亲密的联系。

　　北青报：徐悲鸿在法国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菲利普：比如说，我们展览的最后有一个“印度版块”，徐悲鸿和他的老师贝纳尔非常的亲近，贝纳尔就曾以一个旅行画家的身份去到印度进行创作，于是在徐悲鸿的画里也引进了一些印度元素，你看《愚公移山》里面的模特其实都是印度人，是在印度创作的。再比如说，徐悲鸿表达“苦难“的时候用了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方式，西方受难的身体一向都比较直白，而徐悲鸿经常借用动物、植物来隐喻，传达出一种力量的对峙。而他在法国的时候，时常跟着达仰去动物园看动物，我想这也是他受到的影响。还有，他的老师弗拉孟是一位历史画家，而徐悲鸿正是第一位用写实主义来演绎中国经典的画家。所以从这个展览中，我们就能看到，不论是选材上还是技法上，徐悲鸿在法国的九年受到了很深的影响。

　　北青报：你所说的徐悲鸿的现代性体现在哪里？

　　菲利普：虽然说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是学院派的大本营，但其实在徐悲鸿入学的时候，正是学院很多教授将现代元素引入学院派的时候。所以当时的学院派，并不仅仅只有传统，也有最新的思潮。贝纳尔曾经是学院的院长，但他也受到了印象派的影响，作品中会流露出高更、马蒂斯的感觉。作为学生的徐悲鸿，自然也受到了老师的影响，你看《田横五百士》里面，徐悲鸿的很多笔触是很像贝纳尔，很印象派的。所以那时候的学院派并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么刻板，而徐悲鸿就是在这样的艺术语境下学习的，这些现代性也都能在他的作品中看到。

　　北青报：徐悲鸿与同期其他的留法艺术家有什么不同？

　　菲利普：在法国的语境之下，徐悲鸿是一个非常中国的画家。现代的西方，其实已经远离了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而徐悲鸿在画马的时候，正是用了这样的处理手法。相比之下，刘海粟、潘玉良的艺术语言，在西方就更容易被接受。在今年保利春拍中，我看到了一幅刘海粟的人体画，你要说这是当时某位法国画家的作品都可以，因为他们的艺术语言太接近了。尤其是因为，在西方学术界，占领导地位的一直都是英语国家的一些艺术史学家，比如说苏立文，他们左右了现在人们对艺术和艺术史的认识。而苏立文就是反学院派的，他的观念影响了很多人。所以我们现在比较能够理解刘海粟他们的现代语言，而这个展览就是想更多的展现出徐悲鸿现代性的一面，这是人们通常很少注意到的。

　　北青报：你怎么看待徐悲鸿的艺术地位与其政治生涯的关系？

　　菲利普：在我看来正好是一个相反的逻辑，其实是因为徐悲鸿的艺术造诣，而成就了他的政治生涯。徐悲鸿是属于法国阵营的艺术家，拥有艺术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传统。这就是徐悲鸿二十世纪初留学法国的艺术语境，当然直至今天这种传统依旧存在。但是这种传统没有被英语国家所理解、所接受，他们追求的是自由主义的创作，他们属于艺术市场的阵营。比徐悲鸿稍晚去到法国的画家庞薰琹是苏立文的好朋友，他当年就没有选择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而是选择了前卫派的自由主义。而之后他也与徐悲鸿疏远了，而结交了现代派的画家常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