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克扬

　　美术馆无疑将成为二十一世纪里最重要的文化建筑。相形于旧的陈列场所，当代美术馆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如同苏珊·麦克里奥德(Suzanne Macleod)在《重塑博物馆空间》的引言里所概括的那样：“挑战来自于创造出富有包容性、可达性的空间，这样的空间利于改造，积极响应当代的主题，由此才产生出了新的建筑和空间形态。”

　　在北京市奥林匹克中心区北侧的空地上，中国将迎来一座新的国家美术馆建筑，由法国让·努韦尔事务所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联合设计。迄今为止，对于这座受人瞩目的建筑最终方案的猜测与评述都集中在它的创作“灵感”上。前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介绍说，这座建筑将“中国传统文化温婉含蓄的气质融入了其总体意境中，而又没有刻意放大某一个中国元素”。按照法国建筑师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汉字大写的“一”既是最简单直白的中国文字，也是用写字、作画的“第一笔”。无论对西方人还是中国人自己，中国传统书法都是最具中国特色的艺术，因为它兼具语言符号和造型艺术两种特征，可以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

　　但是这样一所美术馆的设计所面对的挑战又不仅仅是建筑的“形象”可以概括的。(中国)国家美术馆新馆在世界美术馆的历史上亦属于规模空前的项目(如果并不是最大项目的话)，目前位于北京五四大街的中国美术馆于1963年建成，其建筑面积只有新馆规划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左右。负责这一项目的中国美术馆副馆长谢小凡告诉我，为了使得中国公众对这座建筑的立意有更好的理解，“天下一画”方案仍将做进一步的深化和优化。新的国家美术馆有望在明年秋天破土动工，可以预期，这座总建筑面积达到12.86万平方米的巨型美术馆将有很多艰巨的工作要做。

　　2010年以来，我见证了(中国)国家美术馆新馆的筹备和国际建筑竞赛。前不久，这个项目在中法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关注下得以启动，相信将来还会有陆续的深度报道。人们关心的或许是，美术馆建筑的设计是否应当有某种预设？提出这样的问题当然是有一定前提的，它针对的是我们所关心的“公共”美术馆的建筑设计原则，不像某些私人投资运营的美术馆，“公共”美术馆的建筑设计原则对于业主、建筑师和使用者三方同样重要，它的成败取决于社会各界是否能在建筑的“经济、实用、美观”间寻求一个“最大公约数”，同时也是在现实条件和未来理想之间寻求一个“最大公约数”，它也就是麦克里奥德所说的“富有包容性、可达性的空间”。

　　仅从建筑专业角度而言，该项目的方案设计招标过程经历了国内项目很少见的反复运筹和探讨。早在2012年就已经启动的国际竞赛受到国际建筑设计界的高度重视，前后三轮遴选中，至少有7位普利兹克奖——有“国际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获得者以及几乎所有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师、建筑设计院参与其中。更不用说，业主在准备招标的阶段中也做了不少细致的工作，特别是对美术馆的特殊功能需要做了好几轮精心的梳理。

　　但是“美术馆”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功能？就目前而言，恐怕没有谁能够当然地自居为“专家”，这恐怕是中国当下文化建筑实践的一个特点；无论外方还是中方，设计专业人员掌握必要的技术工具，但往往并不是真正的使用者，也对大的文化现象缺乏反思的自觉性；业主很大程度上拥有了解设计细节的便利，不过自身同样也需要学习——公众作为使用者理应得到最大的尊重，但是在没有和其他两方协商之前，他们浮在空中的“权利”并没有合适的确实的载体来表达。这里所讨论的公共美术馆建筑设计要义并不是截然的单边“定则”，而是一系列相对开放，同时又具有约定性的“边界”，需要细致、理性和可行的解决方案。

　　一座和中国有关的公共美术馆，无论是谁来设计，首先应充分体现“此时、此地”的要求。“此时”指的是这样的美术馆在中国当代文化中“继往开来”的可能性，毕竟，投资不菲的美术馆建筑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建设的姿态，有着即时而久远的影响，它不像机场、体育场那样，诸如此类“专业建筑”功能的设定有着相对的稳定性，放到哪里也都可以。在中国，美术馆的专业和社会功能和“艺术”本身一样，往往实践大大领先于理论，“实现”和“完成”并不是决定一切的标准，实践的合理性尚待全面的研究和讨论，因此，大型项目的设计及其后续使用，对于蓬勃发展的同类项目有着指标性的意义。至于“此地”，所指的则是那些能够代表国家形象和区域形象的美术馆对所在城市的意义，即使是一座国家级的建筑，也将落实在具体的城市环境中，这些建筑是否能够对所在区域的建设和规划起到具体的促进作用，是最值得决策人忧虑的问题。

　　(作者系策展人)

　　来源：东方早报艺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