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莽园 西泠印社社员

　　先生归来，是弹铗而歌冯生、是田园将芜陶令、是少小离家贺老、是乘风归来苏髯、是有亭深竹板桥。

　　先生的意义，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与社交场合中有所变化。它有时是一种普通的尊称，有时是对文化人的泛指。据我所理解，1949年之前，韩山师范学院里的老师们大多被学生尊称为“先生”，只有两个人被称呼为“老师”——词学家詹安泰与诗书画家王显诏。在学生眼里，只有这两个人物才是最高级的“传道授业解惑”者。而其他老师被称为先生，是因为还没达到这两位老师的造诣与风范。

　　1949年之后，“先生”与“老师”被统一为“同志”。新时期以来，老师与先生的称呼重新恢复。特别是到了新世纪，随着民国文化热的泛起，“先生”成为人们对文化人一种至高的尊称。“先生”二字，一个称呼，一介风范，一种文化的高度。

　　在我看来，先生是有宽博学问、有道德品性、有落拓人格的人。先生的年岁可以不必老，但精神上要与我们最古老的文化传统相衔接；先生的职业可以不必高贵，但品格绝对是高贵的；先生的社会地位可以不必显赫，但立德立功立言是绝对显赫的。古人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江湖，在民间，反而还留有更多先生的遗风。

　　我们常说大医精诚，指的是医学上的大先生、真先生。如果换成艺术领域，也可以说大艺精诚，指的是那些造诣高深、诚恳坦荡的大先生。只可惜，艺术界的大先生、真先生是越来越少了。我们可以有层出不穷的大师、层出不穷的专家，但就是缺乏文化广博、气象宏阔的先生气派。

　　现在社会分工过于细密了，专业化、职业化被过度强化，导致一个领域的专家对邻近领域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眼睛只盯着手头这一块，工作或者创作可以很精致，但很难成为经典。以中国书画为例，我们所津津乐道的那些历史大人物，到底有多少可称专业书画家呢？他们可以是士大夫，可以是僧人，可以是木匠，但不是毕其生于一役的画家、书法家。

　　现在，我们的绘画可以和文化不沾边，这到底是哪门子道理呢？我最悲哀的是，常听到有人告诉我，“孩子读书不好，想打发他去学画”。这就麻烦了，孩子的前途显而易见。但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典型的文化心理，对书画艺术的典型认识。不得不说，这是残酷的“先生”。

　　而学院教育又在强化书画艺术的专业化、职业化认识与趋势，以至很多从学院走出来的学生误以为只要画好画，只要把“技”发挥到极致，就是职业的成功了。而更要命的是，中国画教学的西化趋势过于明显，而丢失了老祖宗留下的本源的东西，丢掉了“躲进小楼成一统”、与可爱的小玩意相伴的创作状态。无弦老琴、微凹古砚、击节唾壶、分江水注……这些先生们吟诗作画的伴侣，现在我们很多时候竟然找不见了。

　　明代先贤陈继儒说：“怪石为实友，名琴为和友，好书为益友，奇画为观友，法帖为范友，良砚为砺友……”这些玩意可能才蕴含着生活的常理、书画的长道。所以，“先生归来”这个展览，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现实指向性的话，就再请我们今天的专家们去重新发现先生们为艺的场景——这些场景里藏着艺术的精髓、文化的秘密。

　　长物无多，一件件都曾经陪伴先生笔走龙蛇的岁月，请用心聆听，一件件都沉默着动人的故事，请留神察看，一件件都饱含着手泽的奢华。先生，请您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