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这些年的负面新闻从未间断过，并且都与文物有关，一年前发生在故宫博物院里的一刀两命案，貌似是个例外。

　　被害人中，一个是展览部原主任胡某，一个是时任主任马某，凶手是曾任百集电视片《故宫》执行总编导、故宫展览部陈列设计组的设计师郑某某。属于领导与下属的关系。

　　故宫里行刺，杀的还是两位领导，这在戏迷们眼里是一个悬念无限的大戏，但在法治面前，却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悲剧。无论行凶者出于什么动机、处于什么状态，都无法掩盖其凶残、极端的心理扭曲。

　　郑某某其实也是意识到自己的极端行为，是无法被现代法治所容许的，因此在杀人之后，抹刀自尽，最终被抢救了过来。郑某某自杀之前淡定地给几个朋友发过邮件说，杀两个人是对社会的一个警示。郑某某在法庭上表示，自己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文物”。而最能验证他所作所为的一件事便是，2012年底，故宫进行例行年底总结评比时，他在自己的总结上只写了8个字：一年无事，无所事事。“随后交给了胡某，胡某让他修改，他拒绝了”。

　　“一年无事，无所事事”，当然不能成为郑某某可以杀人的正当理由。胡某让他修改，他不改，当然也不能成为他可以行凶的正当依据。唯一可以证明的是，这个在专业与艺术上颇具造诣的设计师，解除困惑和化解冲突的心理素质极端脆弱，做人的底线与法律的底线极端模糊，因此无论“为了文物”的动机如何清纯，也无论8个字的总结里怨气如何高尚，都应该为自己了结的两条生命付出应有的法律责任。

　　但是，一个专业与艺术成就俱佳的知识分子，其极端个性的形成、极端行为的表现，却不是孤立与封闭的个体结构构成的。郑某某不能适应自己的工作环境，可能有追求完美的极致心态，有心胸狭窄的犯罪心理，但这个环境的不完美，却不是他一个巴掌拍得响的。如果“一年无事，无所事事”是他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那么，这个极端的、一条胡同走到黑的凶手，在杀人之前，其实还是有许多可取、可爱、可敬的品质存在的。因此，郑某某对于工作环境的不适应，是他与工作环境相互之间的不适应，不和谐。

　　确实，故宫的管理，在很多国人眼里也有不少让人感觉不完美、甚至不满意的问题所在的。人们也希望故宫博物院能够在文物的保护与修复、甚至资金的管理与透明等等，做得更好些，更令人无可挑剔些。有怨言，也是爱之深，珍之切。

　　但极端如郑某某者，不能改变故宫的形象、不能改变工作的环境，就去改变别人的命运。这是犯罪者与批评者之间，在同一个出发点之上作出的截然不同的反应。有些人宁愿同情郑某某的悲剧，显然不排除是与郑某某在行凶之后、发给朋友的邮件中所说的“杀两个人是对社会的一个警示”同样的心态。这种心理哪怕只是留存一丝，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消除类似极端“警示”心态和隐患的最佳途径，非常重要的一条便是，真诚地开通各行各业听取建言的渠道，是各种权力对于民意的谦逊姿态。对于一个想做点事、做成点事的人来说，很多时候，不爽与郁闷，时常与心里的气通不通有关。郑某某就是个没憋得住气的闷罐子，本来就容易极端，最后极端到了引爆罐子的地步，这场悲剧，实在太惨，太残。